作者：张洪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

　　一种植物，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能衍生出不同的品种，又与当地风俗相融合，生发出多元的文化含义。植物手记大多或从私人感性视角出发书写个人体验，或搜集大量博物学知识展开科普。而沈苇的《丝路：行走的植物》（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3年8月推荐书目）将植物相关的传说、神话、考古学知识及植物迁移过程中贡献巨大的“植物猎人”都一一呈现，又紧密结合西域的风土民情，讲述漫长岁月赋予这些植物的意义和情感。作为一位诗人，沈苇也将个人叙事与情感融入字里行间，巧妙融合博物学、民族志和个人叙事三重视角，串联起古今中外浩瀚历史的簇簇星丛。

　　在沈苇的笔下，丝路植物跟新疆大地紧密相连，又在人类文明交流的共同记忆中生长。作者写植物物种迁移、繁育、生长的历史，实则也在重述中华文明自我更新、交流互鉴的历史。书中海量的史学知识与文化渊源，让许多已然消失的历史细节又通过丝路植物的记忆复现，带我们重温久远的神话，重访湮没于风沙中的古国，重新认识在历史长河深处的人物。

　　作者对每种植物的传奇历史都展开充分而详细的追溯，博古通今，考据周详，梳理了这些植物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他时而带领我们进入阿斯塔纳古墓群了解葡萄在高昌回鹘王国的重要功能，时而又带领我们认识撒马尔罕古城壁画上果盘里的中亚甜瓜……那些逐渐消隐于历史中的人物，也在作者的笔下再度活灵活现。作者讲述马、苜蓿与强盛的唐王朝之间的隐秘关联，讲述高寒独傲的雪莲与在边疆漂流的纪晓岚之间的关系，讲述里尔克、艾略特、博尔赫斯等诗人对玫瑰的钟爱。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讲述，重建自然与人类、地域文化与世界历史的联系。

　　《丝路：行走的植物》采纳一种民族志式的写作方法，引入文化人类学的观察视角，通过实地探访，对新疆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展开活泼灵动的描述。书中出场人物众多，覆盖面广泛，从皮亚曼石榴种植区园艺示范户到胡杨林里的放羊老人，从库尔德宁热爱文学的护林员、苏巴什佛寺遗址工作站站长到玫瑰酒企业的负责人，一个个生动、真实的人物轮番出场，一幅幅鲜活的生活画卷在读者眼前展开。作者仿佛一位深入新疆腹地的人类学家，扎根在这片辽阔、苍茫的土地上，为我们呈现大量扎实的一手观察感受与口述资料。他的笔触自然、鲜活，如行云流水，徐徐展开新疆土地上质朴而热烈的生活图景，将田野调查和传说故事融为一体，字里行间流露着爱与尊重的态度，流露出他对新疆大地的深厚情感。

　　采用民族志式的写作方法，不是做冷眼旁观的学者，不是做猎奇消费的旅人，而是将自身的写作深刻融入自然和大地的整体性结构中。作者用广博的视角，体验当地的风物、习俗和历史，从而连缀起整个文明史的记忆。

　　沈苇来自江南水乡浙江，20世纪90年代来到新疆，一住就是30年，已然将自我的生命体验深刻地植根于这片土地。正如他在本书附录中所言，《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醒来的森林》等生态文学作品强烈影响了他的写作，“一度是我在新疆漫游天山南北时的随行品和枕边书”。这类作品通常基于作者多年在大自然中的观察和研究，书写个体生命与自然深切融合的心灵体验。与之类似，《丝路：行走的植物》也具有突出的生态文学特色，将大量知识性内容、人类学观察与个人深刻情感体验融合在一起。作者不仅是丝路植物的外部观察家，也是与这些植物长期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伙伴。他与丝路上植物“亲切对话”，把自身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和个人情感融入其中，实现了关于西域植物的“内部”写作。

　　在书中，沈苇讲述了若干与植物和地域有关的个人经历，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新疆，在孤单的日子里，窗外几株小白杨突然让生活生动了起来。于是他命笔写下一行行诗句，个人体验和对自然的感受触发了一种深切的“情动”写作。另一件是有一次离开浙江返回新疆时，母亲让他捎上15只蚕宝宝。于是，这些蚕宝宝跨越了烟雨江南和大美新疆两端。对于作者而言，这两端一边是魂牵梦萦的故土，一边是无比熟悉的异乡。而对于文明史而言，这两端同样有特殊意义：东部沿海，商队曾由此驶离港口朝向更辽远的太平洋，传扬着中国的物产；另一端，商队由此穿越风沙，向中亚腹地开辟文明交流的道路。“每个蚕能吐出1200米的丝，无数的蚕就构成丝绸之路。”蚕宝宝在五个多小时的飞行中，连接一东一西，作者的个人经验也融入历史的壮美叙事中。

　　《丝路：行走的植物》图文并茂，给读者提供了悠长而丰厚的阅读体验。作者先是讲述植物的传奇与传说，接着引入史料介绍植物的物种迁移与知识，再融入关于植物的见闻与文化历史等内容。书中还穿插了许多包括作者在内的诗人们关于植物与自然的诗行。科普、民族志、抒情文本与诗行，使得全书阅读起来错落有致、引人入胜。那些代代生长的植物，以及人与植物之间的故事，长久地向人类揭示着尘封的历史和文明记忆。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