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看琉璃近看瓷，琉璃在皇家建筑中有着画龙点睛的地位。京西琉璃渠，曾经的皇家官窑厂经过保护利用，“重生”为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预计二期工程完成后，今年10月对外开放。

　　琉璃渠和琉璃结缘，可以追溯到何时呢？

　　1.一方残片

　　门头沟一带都知道早年间有个“琉璃赵家”。清末时赵春宜是“琉璃赵家”的第30代传人，官居五品工部员外郎，慈禧兴建颐和园、西苑三海扩建、天坛与太和门大修等工程所需的琉璃构件，都由他主持烧造。

　　1932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刘敦桢的《琉璃窑轶闻》，文中写道：“现存琉璃窑最古者，当推北平赵氏为最，即俗呼官窑或西窑，元时自山西迁来，初建窑宣武门外海王村，嗣扩增于西山门头沟琉璃渠村，充厂商，承造元、明、清三代宫殿、陵寝、坛庙各色琉璃作，垂七百年于兹。”彼时北平赵氏的掌门人，是赵春宜的后人赵雪舫。

　　刘敦桢说北平赵氏在琉璃渠村烧制琉璃，“垂七百年于兹”，这是从元代开始算起的。《元史·百官志》中记载：“大都四窑场，秩从六品，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领匠夫三百余户，营造素白琉璃砖瓦，隶少府监。至元十三年置。其属三：南窑场，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西窑场，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四年置。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

　　这或许是官办琉璃窑最早的文献记录。但琉璃渠所在的九龙山下开始烧造琉璃的时间肯定早于此。

　　1983年7月，在琉璃渠村北约1.5公里的龙泉务村辽代瓷窑遗址中出土了四件琉璃制品，其中包括辽三彩琉璃坐式菩萨像二尊、跏趺坐式佛像一尊和高托莲花瓣佛座，无论是塑制水平还是艺术水准都堪称上乘。与这些琉璃制品同时出土的“寿昌五年”（1099年）戳记琉璃残片证实，早在一千年前的辽代，京西龙泉务、琉璃渠一带就已经开始生产极为精美的琉璃制品。元朝初年，琉璃局领匠夫三百余户，这么大规模的窑场一定是在辽金时期旧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在辽金时期的九龙山下，何以能出现如此宏大的琉璃窑场、如此高超的烧制技艺？

　　一般认为，九龙山下作为琉璃窑场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出产的坩子土含铁量少，成胚后色泽月白，不会影响釉色呈现，其它地区的坩子土难以与之媲美。同时，琉璃渠村又紧邻永定河，水源充沛，交通便利，既不会远离京城增加运输成本，又避免离京城太近而污染环境。

　　从辽金到明清，琉璃烧制始终集中在太行山一线，尤其以京西和山西的工匠为冠，这不得不说与琉璃西来的历史有关。

　　2.琉璃西来

　　琉璃工艺原本出自西域。一般认为，汉代时期已经明确出现了建筑琉璃的生产与使用。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中说：“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铜……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可见西汉时琉璃多以透明琉璃料件为主，作为室内装饰而非建筑构件使用。随着与西域交往日益加强，大月氏商人带来了西域先进的琉璃瓦烧制技术，大约到了北魏时期，琉璃瓦已经开始用于皇家建筑。

　　与普通砖瓦材料相比，琉璃历经日晒雨淋仍能保持艳丽光泽，经久不变。据《北史·西域列传》记载，北魏太武帝时（424年），太武帝听从大月氏商人的建议，在京师附近建立“天工坊”开始烧造琉璃，其光泽甚至比西方运来的还美。随后，这些琉璃瓦被安在皇宫屋顶上，“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

　　自隋唐到辽金，长城脚下活跃的民族频繁互动交流，是西域琉璃技术扎根中国大地的重要原因。唐代时，北京西山一带各族杂居，不仅有原居东北地区和北亚的契丹、奚人、新罗等族“归义”，也有不少来自西域和中亚的人民居住。吐蕃松赞干布的大相禄东赞，其六世孙论博言娶检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刘騽长女为妻，咸通六年（865年）病故，其子从礼为幽州节度牙门将，将夫妇二人合葬于西山脚下今石景山古城村。这种文明高度交流融合的态势，一直保持到了辽金元时期。

　　与以往将宋视为“文明”、辽金视为“野蛮”的印象不同，辽代的北京地区横跨“华夷”两种文明，沟通农耕与草原两片土地。来自西域的琉璃就在此时此地大放异彩。尤其是辽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此时的北京在整个东亚佛教文化圈居于中心地位。“邻邦父老、绝域羌浑并越境冒刑，捐躯归命。”（语出辽大安七年《马鞍山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大师遗行碑》）

　　龙泉务中的辽三彩佛像也应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理解。随着元朝的建立，兴建大都为琉璃烧制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马可·波罗描述他在大都看到的宫殿：“屋顶的外边饰以各种颜色，如红、绿、蓝、紫，十分坚固，足以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窗上玻璃的装置，也极为精致，犹如透风的水晶。”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令马可·波罗目眩神迷的琉璃瓦饰，很多都是在琉璃渠的窑场中烧制的。

　　在百川归海般的文化融入过程中，来自山西的赵氏家族也从山西榆次来到京城，但同时仍然保留着与山西工匠的稳定联系。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琉璃赵家”的掌门人赵邦庆牵头在琉璃渠村设“山西义坟”，埋葬山西老乡的遗骸。门头沟三家店的“山西公议局”，在清末时仍然由赵春宜担任经理。同样来自山西的侯氏，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山西介休县贾村迁移至辽宁沈阳，入清后为沈阳的清皇宫烧琉璃，亦有皇商的地位。

　　根据刘敦桢的调查，侯氏和赵氏互通声气，有大型工程则互相挹注，这种关系至少维持到民国时期。透过“琉璃赵家”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从北京，到华北，再到整个世界的宏大文化网络。

　　3.东方标志

　　有趣的是，本来是文化交流产物的琉璃，在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中，却成为东方建筑几乎“唯一”标志。

　　梁思成很早就注意到，清末民初的建筑复古浪潮中，一大批西方建筑师希望结合中国建筑的固有样式与西方现代建筑的结构，但真正被使用的中国符号往往只有琉璃瓦，典型代表有北京协和医院、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四川华西大学等。

　　“这多处的中国式新建筑物，虽然对于中国建筑趣味精神浓淡不同，设计的优劣不等，但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一点上。他们均注意外形的摩（模）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国营造学社特刊》，1934年）琉璃瓦，成了最先被西方人挑选出来以代表东方建筑的视觉符号。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国本土现代建筑学开始兴起。西方建筑师们对琉璃瓦的东方主义式看法当然也影响了中国现代第一批建筑研究者，但与西人不同的是，本土学者更倾向于从建筑史的角度去发掘琉璃制造的技术与历史。1928年，中央大学建筑系调查明代报恩寺琉璃塔，专门调查了南京的琉璃瓦兽残件与明代琉璃窑故址——聚宝山官窑。1932年，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琉璃窑轶闻》，这是第一篇系统研究中国琉璃烧造历史的文章。尤为可贵的是，刘敦桢先生实地调查了当时北平的官窑赵家、私窑“西通和”和辽宁海城县侯姓窑场，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宝贵记录。1935年，梁思成的《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一书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琉璃赵家”设计制作的图案，琉璃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建筑的标志之一。琉璃不再作为东方主义式的视觉符号出现在建筑学中，而是有了深刻的历史感、民族性与文化深度，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浩瀚背景、宏大知识与精微技术的建筑证明。

　　2004年，琉璃渠村获得“中国琉璃文化村”的称号。2007年，琉璃渠村入选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8年6月，以琉璃渠村为主要传承地的琉璃烧制技艺，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3月，琉璃渠村入选北京首批市级传统村落名录。

　　2022年10月，西山脚下、永定河畔，古窑炉火将再度点燃，五色琉璃将再出世。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