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名字接近、年代相近的女作家，一位叫谢冰心，一位叫谢冰莹。

　　谢冰心，即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冰心，她是福建福州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而另一位谢冰莹，无论是与“谢冰心”还是“谢婉莹”之名，都只有一字之差，不十分熟悉其人其事迹者，容易混淆不明。

　　谢冰莹(1906—2000)，原名谢鸣岗，字风宝，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2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与谢婉莹(冰心)、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一道，跻身中国现代女作家行列。

　　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的人生历程显得尤其特别，与中国现代军事的联系最为紧密，她是中国现代军事意义上的第一位女兵，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堪称能文能武的“新花木兰”。

　　病中完成《一个女兵的自传》写作

　　谢冰莹首次从军，始于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经过短期训练，便开往北伐前线参战。其《从军日记》就是在战地写成的，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

　　1927年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先后入上海艺大、北平女师大学习。从北平女师大毕业后，谢冰莹用几部书的稿酬作学资，于1931年赴日本留学。但几经周折，竟在日本被捕入狱，不但求学未果，还饱受酷刑摧残；后经柳亚子等友人营救，方才脱身回国。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她毅然投入抗战洪流，她自行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自任团长开往前线。此刻，她再一次从军，为抗战而从军。

　　为“新花木兰”先北伐又抗战的从军义举所感动，上海《立报》与北平《世界日报》对其曾各有一次专访。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第二次是在1946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不久，话题当然都离不开“新花木兰”的抗战生活。

　　其中，上海《立报》的专访，约1500字，配发了一幅谢冰莹着军装执旗帜的照片，图文并茂地为读者勾勒了一幅“新花木兰”的人格肖像。报道中提及，虽然她从日本侥幸脱险，保全了性命，可因为在狱中受刑过重，身心备受摧残，脑部也发生了病变，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归国后，谢冰莹坚持在广西南宁中学教书，还主编《南宁妇女周刊》，终因病体不支，不得不回湖南去休养。1936年，她在湖南休养期间，仍勉力完成了《湖南的风土》《一个女兵的自传》两部书稿的写作。因为写作的辛苦，再加上四月间丧母的刺激，她神经日渐衰弱，还患上了胃病、鼻炎、心脏病，这使她在暑假的时候，不得不到南岳肺痨病疗养院治疗了一月。

　　直到治疗完毕，回到长沙，谢冰莹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她思前想后，想到她这一身病痛完全是由日本人所赐，便下了牺牲一切赴前线抗敌的决心。就这样，一位曾经从军痛击军阀、祈望国家统一的北伐女兵，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又化身为奋起还击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抗战女兵。

　　对于当年的女性读者，谢冰莹接下来的讲述，恐怕更能打动她们的内心。谢冰莹称，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成立，是她本着只有抗战才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参加这样的抗战，中国妇女才能得到解放这一信念而发动的。她说：“北伐后，妇女的活动被到厨房去的口号封锁过，以致妇运会曾一度消沉，但是今后的妇女要从家庭中打出一条血路来，这便要看妇女们是否能到前线去，和武装同志共同抗敌了。”

　　至于前线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此行上海，究竟有什么目的与任务，谢冰莹也交待得非常清楚。她说此次来上海，“是军部派她来和各救亡团体接洽前线所需要的书报、慰劳品、救伤药品等，并且为该团团员制棉大衣、换洗衣服等”。

　　据记者了解，来上海第一天，谢冰莹除已见到过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沈钧儒、沈兹九等外，还参观了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当众报告了战场前线一天的艰难生活。从她的报告中，大家知道，前线的汉奸问题、救护问题依然很严重。她希望后方能不断地组织并训练有担架、侦缉、宣传技能的男女同志，上前线去。

　　报道的结尾是这样的：

　　谈到她个人的战地生活，她总是自称老兵。关于捉汉奸、审俘虏，在泥潭里跋涉，草地里避敌机，炮灰中写《从军日记》，无不觉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

　　昨天下午五时，她回前线了，当她和记者握别时，只兴奋而简单地说了几声：“战地见！”

　　次日，1937年10月4日的上海《立报》，就这样把一个女兵的抗战生活，通过记者专访报道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展示了出来。这一份80年前旧报纸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流露着一位抗战女兵的乐观与自信，仅此一点，恐怕也足以令当时那些听着唱片机、穿着高跟鞋，还在为生计与社交绞尽脑汁的上海太太小姐们惊愕不已。

　　感慨战后生活艰难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统一抗战，中国终于将侵略者彻底击败，在浴血奋战中终获胜利。继上海专访九年之后，“新花木兰”随军凯旋之际，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再次拿起小本，追随而来，还是要她忆述一个女兵的抗战生活。

　　1946年8月11日、12日，北平《世界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连载题为“谢冰莹谈抗战生活”专访报道。报道首先提及了谢冰莹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两次身患“险症”而最终脱险的惊险历程。

　　原来，因文笔出众又善于沟通，台儿庄战役之际，李宗仁曾请谢冰莹暂时出任随军记者。可就在此时，因盲肠炎发作，不得不卧病在床了。当时战地没有手术设备，不能医治。就连战地医生也只是说：“只有看着你死。”谢冰莹回忆称，当时“她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动也不敢动。连喝牛乳，都要用管子送到嘴里。那时她心里难过万分。那知养了一个来月，竟全好了。”

　　凭着幸运，谢冰莹在台儿庄战地上，侥幸“自愈”了盲肠炎。可后来，回到重庆割治时，又发现了肠梗阻的危险。还是凭着幸运，仍然“自愈”了。经历了盲肠炎与肠梗阻的两次奇迹般的“自愈”之后，谢冰莹一路艰险走来，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战后复员的生活与家庭生计如何重新筹划，自己的写作生涯又如何规划等等，一系列近期与远期的个人问题，接踵而至，并不比一位抗战女兵的战地生活轻松多少，甚至还要更为复杂与艰难。

　　如果说在前线的抗战生活，主要内容就是与敌军和病魔的殊死较量，而抗战胜利之后的家庭生活，主要内容则是为养家糊口的生计问题全力以赴。当然，从女战士、女作家到家庭妇女的角色转变，谢冰莹仍以一贯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去坦然面对，并竭尽全力。

　　彼时，谢冰莹已育有三个子女，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可想而知。报道中有很形象的描述，仅仅一小段话语，“新花木兰”此刻的生活压力便跃然纸上：

　　“她这次由汉口来平，是早晨六点半上飞机。她的三个孩子，有两个还在睡着，一个在床上坐着，孩子不知道她要离开些天。她说：假若知道，不定要怎样麻烦，不让她来。”

　　至于谈到谢冰莹一直擅长也很有成就的写作事业，她慨叹着说：“我那里有工夫，要编稿子，要写东西，还要在家里洗衣服、做饭，给小孩缝缝补补。不写东西，不能生活……”记者听到这样的话语，一开始不大相信。后来又听到谢冰莹为之解释说：“现在在汉口写稿子，每千字，多者不过四千元。这点点钱，要怎样写，才能生活？”记者在报道中就为之明确表示，“听了心里一阵辛酸，不知想要向她说句什么话。”

　　乍听之下，谢冰莹透露给记者当时的稿费标准——每千字最高4000元，感觉并不算太低，须知，这一稿费标准的结算货币单位，是抗战后已经大幅贬值的法币，的确是相当低的。至于低到什么程度，不妨就直接翻阅刊发此次专访的《世界日报》，该报当时每天都设有“经济天地”栏目，专门报道每天的市价变化。

　　据载，1945年8月11日当天，一枚银元可兑换法币1100元，美钞一元可兑换法币2490元；白面每斤420元，大米每斤740元。由此可见，4000元法币在当时仅可兑换3枚银元，可购白面10斤左右，大米则只能购买5斤左右。如此之低的稿费标准，要抚育三个孩子实在是相当困难的；难怪谢冰莹四处奔忙，从武汉飞赴北平，再转赴东北，为搜集沦陷区新文学资料，以备撰稿谋生。

　　“新花木兰”一生作品频出

　　1949年之后，谢冰莹在台湾任教，后又迁至美国旧金山以度晚年。2000年1月5日，谢冰莹在异国他乡溘然长逝，享年93岁。一段“新花木兰”的传奇，就此悄然落幕；但关于她的从军故事，关于她的抗战生活，还将长久流传下去，还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据不完全统计，谢冰莹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80余种、近400部、2000多万字。仅抗战期间完成的作品就有《从军日记》《在火线上》《军中随笔》《第五战区巡礼》《梅子姑娘》《冰莹抗战文选集》《姊妹》(短篇小说集)、《写给青年作家的信》(写作指导)、《在日本狱中》等。

　　作为我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开拓者，谢冰莹继1936年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之后，又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写成《女兵自传》中卷，并以《女兵十年》为书名出版；林语堂的两个女儿还将其译成英文，由林语堂亲自校正并作序，在美国的John Day公司出版，译名为《Girl Rebel》。其余作品，有的也相继被译成英、日、法、德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均有出版。

　　仅从以上作品来考察，其内容大部分均来源于谢冰莹的战地生活，属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范畴。从北伐到抗战，作为一名经历了近二十年军旅生涯的女兵，谢冰莹笔下带有自传性质的、真切真实的战地生活与时代风貌，受到同时代读者及各界人士的关注。

　　关于写作，关于文学，谢冰莹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也必定和其他时代不同。尽管写作要靠天分，后天的努力也是不可少的。我觉得年轻作家应该多读点书，当然，无论那一位作家都是应该多看书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盲目的反抗传统，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它不像科学是日新月异的。文学的路子很多，最好不要有老作家、新作家之分。”

　　《一个女兵的自传》这一作品，来源于谢冰莹的真实生活，作者出色地运用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的手法，将一位追求“思想解放”与“生活独立”的女性，活生生地带到了读者面前。因此一经面世，便风靡一时，吸引了众多同时代青年读者，反响十分热烈。

　　南社元老柳亚子早在1931年所作《新文坛杂咏》组诗中，就专门为谢冰莹作了一首诗，诗云：“谢家弱女胜奇男，一记从军胆气寒。谁遣寰中棋局换，哀时庾信满江南。”1933年还曾为其题词“浪淘沙”一首，词曰：“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温漫悲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谢冰莹接待了众多赴抗战前线访问的作家与学者，黄炎培、田汉等均赋诗相赠，表达了对这位“新花木兰”的由衷赞佩与敬意。

　　2000年1月5日，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继谢冰心、萧乾、苏雪林等文坛名宿相继辞世后，蜚声文坛的“新花木兰”谢冰莹女士，在美国旧金山溘然长逝，享年93岁。人们按照她生前“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国，就要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在金门大桥下，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飘回去”的遗嘱，将其骨灰撒入江海，终于圆了一位“女兵”的还乡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