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季国难声中，我随老师辈的沈宗濂从印度到西藏。我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想把因为同内地长期隔阂而处于英帝国主义势力操纵和控制下的西藏情况，如实地介绍给大家。当时沈宗濂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兼驻藏办事处处长，我是他的英文秘书。他的专长是财经金融，我学的是英国文学，所以两人对藏族甚少了解，都必须从头学起。

柳升祺先生近照。 卢颖摄

　　在我们到拉萨的第二年（1945），随着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沈宗濂即奉命内调，但仍兼任原职，接着办事处内又有些人事变动，于是这一“愿望”就落到了我一人身上。沈在行前把他搜集的材料交给我时，竭力鼓励我一定坚持下去，嘱我可以先写些文章，将来两人再合作写一本书。

　　在拉萨期间，我先后写了3篇关于西藏的中英关系问题的英文评论，一篇关于拉萨发生热振事变经过的汉文报导，送给沈宗濂看后，都在上海的报刊发表了。后来我去了印度，开始同他合作写书。我搜集的材料，凡史地人文无所不包，由我先写出个初稿，再由他删改。中间因为他去美国讲学，我就将全书用英文写完，于195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Tibet and Tibetans（《西藏和西藏人》）。

　　我在这几年的探索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应该如何看待藏族历史的问题。在我的认识中，要谈历史就断乎离不开政治，但应如何把藏族的政治同宗教区别开来，却确乎是个难题。尽管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拉萨的僧俗上层，有的很有学问，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只谈宗教，而不谈政治，所以也就不谈历史。要谈历史，他们就从7世纪的松赞干布一下跳到17世纪的第五辈达赖喇嘛，谈时也只谈他们的宗教地位，但不谈他们的政治业绩。固然，这两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以藏族这样一个一千三百余年来有自己文字记载的民族，难道就没有其他的人与事值得一提了吗？一位喇嘛学者曾告诉我，他们认为学问之道，有“内学”与“外学”之分，一般人感兴趣的所谓历史书，如王臣记、王统记、宗派源流、名人传等，都属于“外学”，他们不重视。据说拉萨三大寺就不让僧人读这些书。尤其使我惊讶的是，我们从外国人写的书上常见的不过四五十年前在前、后藏发生的大事，但许多拉萨人都不知道。

　　自从解放以来，情况确乎大大地改变了。从1956年始，我们国家以空前的规模派出专家学者对全国进行了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并陆续编出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丛书。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的研究、教学机构也陆续建立，书、报、刊物大量发行。再具体到藏族，从中央到西北、西南，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有藏族聚居的省，已有了社会科学院、民族学院、学会等组织，关于西藏的历史研究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不久前出版了由藏族学者根据藏文史料编写，并经藏汉学者译成80余万字汉文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一书，就是一例。让我们预祝藏族历史研究以新的姿态迈入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