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家宝藏怎么“藏”

如今，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不仅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而且以博物馆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央视热播的文化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更让博物馆成了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面对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越来越现代化的硬件设施，越来越丰富的展览和教育活动，呼吁博物馆更开放的声音渐涨。

当下中国博物馆的进一步开放，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瓶颈?

不同博物馆的性质、区位、历史等一系列差异，导致每一座博物馆的自身定位必定不同。一些肩负特殊使命的博物馆，都是以“祖庙”“祠堂”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另一些博物馆，如北京的史家胡同博物馆，则属于面向社区的博物馆，与观众间的互动形式更灵活。

两者性质的悬殊，必然导致在开放程度、个体参观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如果定位不准确甚至倒错，势必会影响博物馆自身开放程度。

在中国传统和历史中，祠堂和祖庙是等级不同但功能一致的建筑，即一家一姓的祖先崇拜场域。但一些地方博物馆乃至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也在追求“祠堂”“祖庙”或“殿堂”效果，这与博物馆公共空间的性质是背道而驰的，值得商榷。

纵观历史，博物馆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无论是阿什莫林博物馆还是大英博物馆，都是基于私人藏品建立的公众建筑。这些私人藏品不仅包括古代艺术品，还包含大量自然标本，因此，博物馆从兴起就是以收藏和展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为目的的，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开放性公共设施。

就这层意义而言，即便是展现某国、某族、某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博物馆，也应当具有世界性。博物馆应该避免变成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读懂、认同的“私人会所”。

强调博物馆的宗庙性质，容易导致博物馆服务向专业群体、精英群体倾斜。因为宗庙话语的神圣性和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为拉开神圣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距离。

所以，如果所有博物馆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自我定位，那么势必与博物馆的开放性渐行渐远。

前不久，独立策展人丽贝卡·卡其撰文指出，中国博物馆的展览过于以策展人为核心，展览话语完全被策展人的专业话语权控制，这是造成今天中国博物馆展览与公众之间隔阂的重要原因。

这当中有一些误读，例如，中国的综合类博物馆还没有建立起策展人制度，各个博物馆的展览项目团队组成也各不相同。但是，丽贝卡·卡其的观点还是应该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

长期以来，国内博物馆与考古界的密切关系，使得扮演策展角色的负责人大多具有考古学背景。因此，国内历史类展览的叙事，大多带有浓郁的考古学色彩。过于专门化的展览叙事，使得展览团队外围成员、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相关工作人员很难参与其中，他们当中很可能有人懂得如何在学术话语和通俗话语之间转换。

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以来，在历史类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中，强调展览叙事的“去考古化”，使得以新版《古代中国》陈列为代表的一系列展览显示出新的独特性。

我个人理解，这一理念的准确表达应该是在展览语言和展品陈列中“去田野考古化”，即不再仅仅用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谱系，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展示理论;在说明文字中弱化考古学概念，突出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田野考古学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基础的地位。但是，考古学的目的则是对考古材料的解释，解释的手段会跨越许多学科，因此，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学科大拼盘。如果把这样的考古学引入历史文物的展陈中，将会给观众带来丰富且充满趣味的信息，给观众以选择权，从而避免观众在阅读说明后仍然不明就里。

所以，如何丰富展览的思想，如何引导不同学科的参与，都会影响展览内容的传递和观众的接受。

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地方博物馆拔地而起。很多有数十年历史的老博物馆，也因观众压力或其他原因纷纷建立新馆。这些新博物馆虽然根据级别在建筑面积上有所差别，但在规模的追求上则是一致的。大多数地方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都在6万平方米以上。

新馆一般建于城市新区，这使得博物馆在单体建筑外还能拥有广场和院落。然而，这也给参观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首先是博物馆距老城中心太远，这会使观众望而却步;其次是建筑区域过于广大。一般新建博物馆从院落大门进入还要走过至少二三百米的距离才能到达建筑大门，而遗址博物馆往往和景区连为一体，区域面积更加广大。

这种设计本意，是希望观众在游览景区时将博物馆作为其中一个景点。但景区游览和博物馆参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在行进中随时浏览风景，是精神放松的观赏;后者则需观众思考和欣赏。

很难想象，一位景区游览者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还能在博物馆里思考历史和文化。反之亦然。所以，新建博物馆体量的过于庞大，实际上增加了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疲劳度。再加上餐饮、休闲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参观博物馆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或许博物馆开放瓶颈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上述几点是博物馆自身可以把控和改进的。如何提高博物馆的服务，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观众的参与和激励，这种互动才有意义。

(作者：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闫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