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的深厚内涵，与儒家“和合”理念相通，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7年来，国际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升，站在儒家文化的角度看，就在于背后有其“道”其“理”。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儒家的“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吾道一以贯之”的 “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注入“和合”文化神韵。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年，孔子的故乡山东迎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青岛也是东汉经学大儒郑玄讲学之地，至今还有康成书院遗址。儒家文化的流风余韵，使这次峰会呈现出别样的东方文化意涵。习近平主席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指出儒家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在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引用《尚书》《礼记》《论语》这些儒家经典，不仅是在重申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也赋予了中国这些古老思想以新的时代价值。而整个峰会所体现出的“上合智慧”，也充满了儒家文化的哲学思维与历史思维，体现了儒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和合”思想。

“上海精神”将“互信”排在首位，就充分体现了“和合”精神。这是因为不管是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都是信任为先。《论语》中，子贡向孔子问政，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间，如何做选择？孔子认为“信”是优先的价值选择，因为“民无信不立”。“互信”的观念，超越了国际上流行的一般国际关系理念，让“做好邻居”深入人心。上合组织17年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最开始对于边界问题的成功解决，到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再到当前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互信”是基础。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来看，“上海精神”中的“互利”是在“互信”基础之上的拓展。在“互信”建立之后，共同发展经济成为互利的坚实基础。正如《周易》所说，“利者，义之和也”。这是一种体现儒家哲学思维、强调相互关系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是对西方单边主义的克服与超越。实现“互利”，首先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为对方着想，找到合适于双方的最大利益所在，如此才既是“可大”之道，共同的利益不断扩大，信任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多，同时也是中国文明所追求的“可长可久之道”，这就是中国深厚的历史思维。正是“互信”“互利”，使得上合组织国家真正成为好邻居、好伙伴，从而逐渐凝聚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今天，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产业、能源、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互补性越来越强，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海精神”的深厚内涵，与儒家“和合”理念相通，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尤其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带来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之道不是要排斥经济全球化，而是对其改革与完善。“上海精神”中的“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正是对于这一弊病的矫治。《周易》强调“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论语》也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要抹杀文明的差异，而是求同存异的过程。在其他场合，习近平主席多次引用孔子“和而不同”的主张，这种倡导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各美其美、和平相处的思想，对处理国际关系具有深刻启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明传统和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秉持“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的理念，将有效解决地区难题、复杂问题。

正是上合组织所具有的“上海精神”，逐渐吸引周边国家主动加入。今天的上合组织，从中亚扩展到南亚、西亚，从原本的陆路扩展到海上的印度洋。上合组织“行胜于言”，从最开始不被世界注意，尤其不被西方看好，到今天真正显示出合作的成效，参与引领新一轮的海陆一体经济全球化，从而为世人所瞩目。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精神”既与儒家文化相通，又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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