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50－1953年期间，作为中央派遣的首批进藏医生，徐乐天在青藏高原有着传奇般的行医阅历。斗转星移，如今，距离徐老首次入藏已是近70年光阴。近日，徐乐天接受了中国西藏网的专访，回顾了那段峥嵘岁月。

图为徐乐天。图片由徐乐天提供

　　登门访户 体察社会民情

　　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徐乐天是当时中央政府内不用穿军装的官员医生，有此条件，他在拉萨大街小巷可以登门访户，得以深入了解社会民情。通过为病人诊治，徐乐天熟识了各阶层的大小人物：上至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贵族、喇嘛活佛，如甘丹赤巴、第珠活佛等；贵族中的擦绒、邦达、桑都、宇托、索康、车仁、拉鲁等；下至平民、商民、走卒、乞丐等。“我有此机会，身处一个民族特殊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亲身体验了不仅是医务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阅历。”

　　住在布达拉宫广场上的乞丐靠乞讨为生，他们是贫穷、残疾、老弱、无家可归的群体。“1951年，张经武将军布施时统计过，布达拉宫广场前破旧帐篷里的贫苦藏族群众受布施的大约有700人。”

图为1951年，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街市贸易中心，远处可见布达拉宫。摄影：徐乐天

　　徐乐天在拉萨居住的地方，正对着拉萨市中心的街市贸易中心，可以观察到这里的一切。“1951年9月，我们刚来到拉萨时的住处正好对着这段街道，能够清楚地看到买卖的货品：青稞麦子、糌粑面粉、农用小铁器、作为燃料的用麻袋装的牛粪饼、食用的大白萝卜、圆包心菜等等。”

　　到达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给徐乐天一行十四位人员安排的住处，是一个三层的藏式楼房。“整个楼房都给我们使用了。这里一层不住人，张代表住在第三层，我们住在第二层。二层的一间房内，我放了桌凳，一个药车和一些血压表之类的用品，作为来诊病人的检查室。”

　　刚开始，病人就诊要经过大门口，需要先与一位四品官员谈话后才能进到门诊的房间。这个阶段，病人来的不多。

　　此时，拉萨医院尚未成立，门诊看病人也不多，徐乐天此时的主要任务便是应邀家访看病。“贵族派家奴牵着马来邀请医生，然后我与助手及翻译一同应邀前往。”

图为车仁家族的住宅，徐乐天应邀家访看病曾去过这家两次。摄影：徐乐天

　　车仁家族都受过英式教育，熟识西方文化。“他家农奴妇女生产后，婴儿脐带处理后，胎盘不下。产妇有些惊慌，家人找到我，我急忙带着医院女妇科医生赶到农奴住的小屋。屋内比较黑暗，气味潮湿，产妇蜷卧在羊毛垫子上，面带恐惧。女医生戴好手套，让翻译解释我们要做什么，并告诉她别害怕。女医生用盐水冲洗病人外阴后，轻轻顺势探查，结果胎盘就下来了。原来胎盘只是卡在子宫口了，没有什么大碍。女医生处理好后，贵族主人、产妇家人和产妇皆大欢喜。”

图为色拉寺法王甘丹赤巴（右）。图片由徐乐天提供

图为第珠活佛。摄影：徐乐天

　　甘丹赤巴和第珠活佛对解放军态度友好，相信解放军医生。“他们的经师对外界有了解，第珠有位经师是汉族人。法王的宗教地位很高，在四大呼图克图之上，但无实权。我为他们看过病，种过牛痘。”徐乐天谈到。

　　1952年春天，拉萨市流行天花。在内地已绝迹几十年的天花，在雪域高原却肆虐流行，而且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的多是贫苦百姓。天花疫情肆虐之时，贫民居住的帐篷内外，处处躺着满身满脸都是脓疱疹的患者。在拉萨的街角巷内，也有躺在破被褥里、满身都是脓疱疹奄奄一息的患者。徐乐天提到，“我看到了几个因天花死亡的藏族群众，后来总也忘不了那个惨不忍睹的情景。”进藏人员都接种过牛痘疫苗（接种该疫苗可获得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西藏大部分贵族、僧俗官员也接种过牛痘疫苗，因此，他们对天花并不感到恐惧。得知有些藏族群众从未接种过牛痘，解放军便展开了普遍接种牛痘的工作。牛痘疫苗不够时，还紧急从印度和内地购买大量牛痘疫苗，尽一切努力给藏族群众接种，终于使天花疫情得到了初步控制。

图为医算局外景。摄影：徐乐天

图为门孜康的挂图。摄影：徐乐天

　　在拉萨期间，徐乐天还去访问了医算局。医算局又名门孜康，是西藏地方政府下属的一个负责医药和历算的一个部门。“医算局里并没有什么现代化的东西。”医算局负责人拿出一张挂图，但并未做任何解释。“1950年我在甘肃南部夏河县拉卜楞寺访问时也看到过很多相似的壁画。”据了解，此类医学类挂图与壁画，是藏医通过树喻图的形式，以根、干、枝、叶、花朵、果做形象比喻，完整再现生命的全貌，揭示生理与病理之间的关系。（中国西藏网 记者/孔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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