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签约作家纵论“新现实主义”　高凯 摄

　　围绕“新现实主义”的内容与形式，包括范稳、东西、张楚、石一枫在内的多位作家日前展开了一场深入讨论。

　　作为第五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核心活动之一，参与此次“对话十月签约作家——新现实主义与文学形式创新”对话的嘉宾有“第二届十月签约作家”代表范稳、东西、弋舟、张楚、石一枫，主持人为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诗人吕约。

　　对话以“新现实主义”为核心话题分为上下两个单元，五位作家分别发表了对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现实主义的看法，并从自身创作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文学形式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传统的现实主义。

　　探讨：何为新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产生了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而现实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人类的生存状态时刻面临着巨变，当代文学如何通过自我的发展和革新把握当下的生活之新、时代之新？“新现实主义”的提出便是为了回应这些文学创作中的新问题。

　　范稳认为，每一个成熟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去试着拓展点什么，“会试着把人们对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的期望值再提升一下。”但相较于此，他更愿意通过经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他所目及所理解的多样文化形态、民族历史，去为读者呈现作者对生活的新鲜发现。

　　东西则提到了当今社会信息量增大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信息量如此之大，相较起来作家就非常弱小，“我们越来感觉到盲人摸象绝对不是一个讽刺的寓意，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他表示如果一个作家对现实“盲人摸象”，能把摸到那部分清楚地写出来，就已经是很好的现实主义写作者。

　　弋舟反思了关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文学的河流一路演进下来，不管现代主义、现实主义，都构成我们今天写作的给养。对于新现实主义，他认为今日一定是昨日之“新”，但是都是明日之“旧”，只要日子一天天过下去，我们天天处在新的现实当中。

　　张楚也认为，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封闭的。对于“新现实主义”，他说“归根到底，“新”只是一个定语，主体还是现实主义。”

　　石一枫则提出了一种焦虑，即我们到底能够怎么捕捉这个新的现实？怎么能写出新的现实？他感到了一种“不足够”，“我们经常说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他们留下的丰富的遗产，能够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写得特别细，景物描写、场面描写非常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像他们那样仅仅写出现实是这个样子，好像也觉得不够。”

　　交锋：文学形式创新

　　经过对“新现实主义”这个议题的充分讨论，作家们继而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文学形式的创新去丰富和发展传统现实主义的问题。

　　范稳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到在长篇写作中，形式可以创造内容，可以让内容丰富，甚至可以形成某种内容，不该把形势和内容割裂开来。另外他也提到文学形式跟一个人的知识构架、性格特征、对形式美的追求和性格都有关系。

　　东西验证了这一点，他说：“我写《没有语言的生活》，一个盲人、一个聋人、一个哑巴生活在一个家庭，我就想，如果王朔先生在北京这个地方，他就不会写这样的小说。为什么？他在北京的那些人物都是很会说话，滔滔不绝，他站在北京的角度看广西，他的人物塑造肯定跟我不一样，我在极其封闭的地方，我觉得听不见、看不到、说不出，这就是我要写没有你的生活，这种形式同样是发自内心。”

　　弋舟谈到了自己出版的一系列书：《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他认为一个小说家的时间观，约等于它的文学性，用中国的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给作品命名的时候，他便从一个顽固的西方的时间观念逐渐调整成为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这种形式上的设计会作用在作品当中，尽管描述的是极其现代的事，但是内在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另外他提到了“诚实”的重要性，“我是一个什么状态？我是一个什么能力？我是一个什么认知，表达出来就行了，哪怕充满漏洞都没有关系。”

　　张楚则反思了他这代人写作存在的问题，即创作慢慢趋于保守了。“经过90年代的先锋文学的熏陶之后，其实我们本来应该往前走得更深、更远一些，现在反而觉得往后缩了一步。”但他也努力在写作中做出新的尝试，比如在写《中年妇女恋爱史》的时候，他叙述几个女孩的生活的同时，在每一节后面加了关于外星人的生活。

　　石一枫比较在意读者阅读的效果，他表示，希望小说的形式不要对读者阅读造成困难，尽量让读者阅读成本低一点，意外收获多一点。同时他认为，为了达到读者容易阅读的效果，作家反而应当花费更大更多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