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味道真好。无论是小时候和父母一起过无钱的年，还是长大立业后，自己吃苦挣钱过年，又或是现在我们这些被光阴挤到社会边缘的六零后，坐在家里渴念子女，盼望过团圆年，感觉都是躺在幸福里的滋味。

　　我们小时候过年是有些苦涩，但从不影响我对她的回忆。过年那种渴望的心情，是现在的孩子体会不到的。因为过年，我们小孩有零食吃；正因为过年，我们小孩有了新鞋子新衣服穿；是因为过年，我们小孩才有零钱花，那怕一毛两毛，我们都会拿着这些崭新的钱互相炫耀；还因为过年，我们可以暂时不用打猪草、砍柴、烧饭，也不担心被父母喝斥。那种压抑后的放纵，好比天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翔。笑容就绽开在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蛋上。

　　转眼过去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挺新鲜。感觉那时候过年的味道比现在浓稠多了，好像父母平时所做的，都是为了一家老小过年吃好点，穿好点。

　　从收蚕豆开始，母亲每年总要选些匀称的，用瓦罐装起来藏好，怕我们小孩子“猪嘴上挂不住萝卜”，炒着吃了过年就没有了。黄豆收回家的时候，记得母亲是用簸箕滚，滚出些饱满的留着过年打豆腐。到了农历九月，生产队挖红薯，白天分到家，晚上父母趁月光明亮，挑水洗红薯，晒干收起来留着过年用。每隔一年两载，父亲会在自留地里种些棉花，轧皮花弹成绒，请裁缝进门给一家老小做棉衣过冬。越近年关，母亲熬夜越多，醒来看到母亲时，都是坐在煤油灯下给我们赶做过年的新鞋。每年稻谷分到户，好酒的男人那怕一日三餐喝稀粥，酿酒的谷子是一粒都不能少。我父亲说他们：“饭都吃不饱，还喝酒？”

　　“无酒不成席”呀？何况是一年一度的团圆饭。没有酒哪有年节喜庆的气氛？母亲往往瞒着我父亲，选两升纯糯米做糟，滤出香喷喷的糟酒过年。

　　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当我们小孩捧着又香又浓的甜酒向父母祝福的时候，我看到了，看到父亲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听到母亲轻声的祝愿：“日子甜甜蜜蜜，一年好过一年！”

　　我们小孩就这样在父亲期待的眼光里，在母亲期许的心愿中一年年地长大，日子正如母亲所愿，一年好过一年。如果说，父母一代人传统十足的年味里，因为没钱显得有些苦楚的话。那么，我们一代人在追求富裕的路上，过年的味道里则有点辛酸。

　　打工成了我们无奈的选择。当六零后站在父母们看得比命还要金贵的田地里时，几升豆子、几担稻谷，再也不能成为他们的奢望，要想过得比上一代好，只有将家装进心里，把年打进包裹里，出外打工。

　　微薄的薪水，难求的火车票，遥远的路途，无情地阻隔了的回家路，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等熬到年边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家。那时候的我们，过年只是回家的理由，团圆才是回家的目的。

　　记得九几年跟一帮老乡在开平市星光表业公司打工。伙子里谈得最多的是过年，暗地里梦得最多是回家。离过年的日子越近，心跳得越厉害。火车票买到手，人乐得整夜都睡不着，梦里全是回家团圆的景象。我打工最后一站，是千禧年后一家人在中山市南头镇。考虑到经济拮据，几年都舍不回一次家。虽然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却落下个思乡的心病。每逢过年，桌上也是妻子做的家乡风味菜，一家人硬是吃不出家乡的年味来。

　　没有哪个人在出租屋门口贴红对子，加上外地又禁止放烟花爆竹，吃完年夜饭，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回到冷清清的出租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大年初一，没有左邻右舍来送一声新年祝福，没有亲戚朋友互相串门问声好，更莫说跟家乡一样有龙灯来彩灯往的热闹，只剩下一家人的感叹：“过年还是家里有味！”

　　然而，最近两年在家过年，也没能找到从前的感觉。夫妻俩打算煎点豆粑，做点年粑过年，邻居回道：“田地都没人种，哪来的豆子和米？买吧，超市里什么都有。”当想买幅门画过年贴在门上驱驱邪时，从上街找到下街都没有。我想，它大概跟我一样是过时了吧？

　　现在过年，除了还象征团圆，我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意义，更莫谈那些传统习俗，成群结队的小孩家家户户串门拜年啦，游花灯啦，早丢了。反正我再也找不回小时候的气氛，全村找不到杀鸡杀猪过年的人家，干货水菜统统是买。倒是我们小时候过年最想穿的新衣服新鞋不用买，平时买的都穿不过来。大年夜给孙子外甥红包时，除了听到两声“谢谢”，也不见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大概是他们平时积攒的零花钱，比红包的数字大得多吧？见惯不怪。

　　现在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老了？怎么就闻不出小时候过年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