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当“90后”大学生张庆冲决定来西藏工作时，他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在西藏最重要的朋友，会是一群出生于20世纪之初的老人，而这些老人，又会影响他的人生走向。

　　 今年29岁的张庆冲大学毕业后主动到西藏工作。走上工作岗位后，他的人生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2018年，他被安排参与波密县红楼的布展工作中。

　　 波密县位于西藏东部的林芝市，是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进军西藏途中的重要一站，也是川藏公路的途经地。县城一座二层红色建筑便是红楼，是曾经的波密县扎木中心县委所在地，见证着“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雪域高原形成、发展的一段历史。

　　 布展时，大历史脉络的梳理进行得很顺利。但当想要搜集一些反映历史细节的人物、故事时，张庆冲和同事们却发现无从下手，很多“老西藏”的个人资料当时并没有条件统一整理保存。

　　 考虑再三，县里决定：没有资料，就去寻访。从此，张庆冲便踏上了一条寻访老西藏之路。

　　 他记得第一位访谈的老人叫王长安，老人给他讲遭遇叛匪伏击，讲战友在身边牺牲……让他惊叹的是，惊心动魄的战斗、波澜壮阔的建设，在老人口中就那样娓娓道来。而一位名叫朱冬英的老人是位女战士，她讲起行军中要趟冰河，一些太深的河只能三人合抱着一根大木头漂流过来，甚至在川藏公路通车前，一些汽车、机械只能拆卸成基本零件，用同样的方法运过河……

　　 “见到这些老人时，那感觉和第一眼看到红楼时是一样的，仿佛他们已经等了我们很久。”张庆冲说，他刚接手红楼工作时，能找到的全部资料只有一页A4纸。但一些老人慷慨地把当年的日记、笔记拿出，让一度流失的历史丰富起来。

　　 一位名叫王笑雨的老人在张庆冲见到他时已是癌症晚期。得知来意后，老人当即答应捐出自己的17本日记，这成了红楼现在的镇馆之宝。

　　 “老人当时已经不能完整地说出句子。我们拿到日记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了两个字：‘无偿’。”当张庆冲一行走到门口时，老人又艰难地开始开口说话。经过一番努力，他们听懂了老人的意思：“对组织提要求，我一辈子，没这个习惯。”

　　 那一刻，张庆冲备受震撼：“他们就像红楼一样，是一座精神的宝库。”

　　 展览顺利完成，张庆冲却没有停下寻访的脚步。从2018年到现在，他行程13万公里，寻访了200多位健在的“老西藏”，积累了7000多分钟的访谈资料。这些老人平均年龄接近92岁，最年轻的也有84岁。一些老人身体不便，与他们对话并不轻松，但张庆冲却对此愈发着迷。

　　 在一名老战士家中，老人向他展示自己当年调研时做的笔记，从调查的地区有多少户、多少人，到每户分别几男几女，再到家里多少牲口、用什么劳动工具，甚至连工具的草图都画了出来，藏式镰刀的弧度都有标注……

　　 “和平解放之初，基层政权还没建立起来，想要把调查研究做到这种程度，只有扎到老百姓家里，一户一户、一点一点地问。这就是我们老共产党员当年的工作作风。”张庆冲说，这些老战士很多都能说藏语，甚至各地的方言都说得流利，因此在曾受压迫的农奴间备受信任。

　　 波密分工委第一任书记苗丕一和一名叫白玛多吉的农奴间发生过一段故事。川藏公路筑路期间，解放军发动当地群众参与运输。白玛多吉的叔叔在工地上受伤，不幸去世。由于农奴制尚未废除，根据《十七条协议》，给农奴的工钱、补偿只能通过农奴主分到各家，但农奴主却私吞了解放军发给白玛多吉家的补偿，多次协调未果。

　　 不能破坏政策，又不能让底层群众吃亏，苗丕一便从自己不多的口粮里，拿出了一部分给白玛多吉家送了过去。

　　 “白玛多吉当时说：‘通过解放军，我第一次认识了共产党，信任了共产党。’”张庆冲说，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党的队伍用真心换来了西藏人民的真情。

　　 三年多的走访，让张庆冲和许多老人都成了忘年之交。在雪域高原工作，远离故土和亲朋，这个年轻人也难免会感到孤单。但每当翻出采访笔记，那些历经苦难、依旧乐观豁达的老人们，却又让他内心平静、笃定初心。

　　 2019年底，张庆冲开始以自己的走访为素材开展义务宣讲，至今已在西藏讲了200多堂党课。“党史不只是刻在碑上，更是印在人民心中。所以我有一个梦想，这样的党课要一直讲下去。”张庆冲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