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阅读了《黑格尔历史哲学》《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等关于历史学的理论著作，感悟颇深。

　　一、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交响

　　偶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决不能忽视，因为任何一条必然性法则不可能覆盖全部历史，如果否认了偶然性的存在，历史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历史的偶然性有其独立存在的条件和价值。但历史绝非由偶然性因素支配，历史的必然性仍然主导着历史的演变，它是隐蔽在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性东西，靠无数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对历史的发展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作用。不管有没有巴士底狱事件，法国大革命依然要爆发。不管有没有波士顿倾茶事件，美国独立战争依然要爆发。不管有没有陈圆圆，明朝气数已尽、无力回天，无论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关外的清军，鼎革换代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有没有亚罗号事件，鸦片战争依然要爆发。不管有没有马嘉理事件，帝国主义早已蚕食老态龙钟、不堪一击的清政府。不管有没有巴黎和会，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文明示范”齐头并进下，已经或多或少卷入世界现代化洪流中，从洋务运动器物层面变革到戊戌变法制度层面变革，再到最后五四运动观念层面变革，已成为历史趋势。不管有没有擦荣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在当时传统势力的倾轧下，最后与西藏革命党等其他主体发起的改良尝试殊途同归，结局都走向失败，西藏传统结构和保守势力对系列改良措施建立的防御工事及展开的强势反攻都具有相似特征，是系列改良尝试必然导致失败的原因，擦荣事件只是催化了失败的进程。

　　二、历史是求真与致用的统一体

　　历史兼容过去和现在，是求真和致用的统一体。历史既是一面透视镜，能透过时光的隧道回到过去；又是一面反光镜，能以史为镜、以史资政。正是因为历史兼具求真和致用的双重属性，所以现在的历史学逐渐分化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两种二级学科。如果求真压倒致用，历史研究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漫无目的、随波逐流，历史就失去研究价值；如果致用压倒求真，结果会使史学丧失自主性，地位岌岌可危。

　　历史的求真作用。班氏父子提出的“实录”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达到了自觉。班彪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朝乾嘉考据学派将求真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所以具有极高的文献参考价值，是因为吐蕃从松赞干布起，非常重视王朝史事的记载，在王朝中专门设立记事官和执掌宫廷府文书，他们忠实记录历史事实。史官在撰写历史时，摆脱神话色彩，对历史坚持求真、客观、严谨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人文主义史观。因此，在史官笔下记录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研究吐蕃史最重要的一手王室档案。历史追求求真毋庸置疑，但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应该与现实世界充分联系起来，毕竟一切历史都与当代相关。乾嘉考据学派在大兴“文字狱”的时代背景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证古书上，改讹文、补脱文、删衍文，对旧史进行改作、补作、校注、辑佚和辨伪，不分巨细、不厌其烦。他们沉醉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不能自拔，丧失了历史的致用价值。

　　历史的致用作用。“帝王览史以勉志，人民读史以励行”，历史具有积极的致用作用。尽管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创新为现实和历史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这道鸿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搭建桥梁，历史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现实服务。

　　历史的致用作用是多面的：它不仅可以保存人类的集体记忆，维系人类生存的连续性；它也是民族认同的大熔炉，可以强化民族、国家和文化认同，延续民族传统的血脉相承；它还可以维护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因为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历史，都不会赞美任何意义上的暴力、仇恨、独裁、屠杀等，这是人类普遍遵守的基本价值尺度。重要的是历史具有为现实服务的作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作为一种鉴戒之学，一直发挥着它的致用作用。

　　三、文史不分家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优美的叙事是历史著作的装饰品，点缀、粉饰、装扮枯燥乏味的历史，赋予封尘的历史新的生命力。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是中国历史文学作品当之无愧的泰斗。反观西藏地方史，与之媲美的有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作者用词古雅，精心于文词的修饰，文笔明丽，是一部文学佳作，但又不乏对事件的严密梳理，对史料的严谨考证，能够熟练自如地运用所掌握的史料，同样不失为一部历史巨著。所以，历史与文学并不绝缘，它们之间并没有鸿沟，历史与文学之间是可以相辅相成、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

　　当质胜文的时候，历史就显得枯燥乏味，只是史料的堆砌；当文胜质的时候，历史就显得空洞华丽，丧失了历史的基本属性，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当文质相当时文史一家的精髓才能在著作中发挥极致，使得著作兼具历史、文学的双重属性，以飨今人。

　　四、事文义的辨析

　　“事”是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是一切历史记录和综合叙述的基础，但它又是离我们远去且不为人知的往事，这种已经消逝的往事，只能通过被描述的历史而重建，只能通过文献的考证（证实、辨伪）、校勘和与不同文献的对比，以及对史料记载人信用和能力的考察来接近。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其著作《历史学十二讲》中提出：“所有的考证方法都要回答如下一些简单问题。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资料是如何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作者是真诚的么？他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歪曲其证言？他说的是真的吗？在他所处的位置上能够掌握真实的信息吗？会不会有什么偏见？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真实性考证针对证人或明说或隐含的意图，准确性考证针对其精准程度。前者要戳破谎言，后者是要指出错误。”

　　“文”是历史叙述，也就是被描述的历史，它是历史过程、历史现象的载体，是通过筛选、组合、描述混沌无序的、作为本体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对其建立具有一定逻辑的序列，使读者更加容易接受、理解、解读。编年体以年代为序列，纪传体以人物为序列，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序列，典志体以制度为序列。以敦煌吐蕃文献为例，PT1288《吐蕃大事纪年》遵循编年体史书的规范，PT1287《赞普传记》具有纪传体本纪或列传的风格。此外，西藏传统的历史叙述体例自成体系，有教法史（著作有《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等）、王统史（著作有《如意宝树史》《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等）、个人传记（著作有《热译师传》《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颇罗鼐传》等）、世系史（著作有《朗氏家族史》《萨迦世系史》等）、史册（著作有《红史》《青史》《白史》等）、地理志（著作有《后藏志》《瞻部洲志》等）、寺庙志（著作有《大昭寺志》《塔尔寺志》等）、行路指南书（ 著作有《印度指南》《香巴拉指南》等）、年表（著作有《佛历表》《大事年表》等）。

　　“义”是史学的灵魂，为要中之要。历史观就像血液和细胞一样，为历史的骨架赋予鲜活的生命，使历史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正所谓“史学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历史观在历史三要素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封尘的历史植入人的思想、人的意识、人的情感，迸发出作者的思辨之花，流露出作者的真切情感，使得历史变得具有故事性、思想性和哲理性。后现代主义在否定和批判中确立自身，怀疑历史的进步性，反对任何假定的前提、基础、中心、视角，以持续不断地否定、摧毁为特征，破除权威，提倡多元，将中心变成边缘，系统变成断裂，整体变成碎片，意义变成虚无。佛教后弘期开始，宗教在藏族史学中具有主导地位，传统的史观总体而言带有浓厚的神权历史学或宗教历史学的色彩，藏族史料著作价值分类中最具有意义的历史是宗教史，其次才是地方王统史。这是因为藏族史学家多数是宗教信徒，在其著作中有意渲染宗教，体现出对于宗教历史观的兴趣。总之，历史观为历史赋予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使历史得以百花齐放、洋洋大观，构建了博大、丰厚、绚丽、多彩的历史资料宝库。

　　（作者为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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