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智慧不断凝聚、文明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因此，汉语言文字研究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新材料不断涌现、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汉语言文字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功夫。

　　以材料更新开辟研究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汉语言文字研究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挖掘新的语言文字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理论体系。材料是学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正是由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和整理出版，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不断开辟新的空间。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传世文献向出土文献扩展。传世文献特别是中古之前的传世文献存在数量较少、文体单一、多为书面语、经历代传抄难以保真等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字研究不能局限于传世文献。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整理出版并形成历时的完整序列，汉语言文字研究增添了新的丰富材料，具备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出土文献，包括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商至汉代铜器铭文、春秋战国玉石文献、战国至魏晋简牍文献、汉代以后的石刻文献、魏晋以后的纸质文献等。二是从国内文献向国外文献扩展。国外文献首先是指传统汉文文献。古代东亚、东南亚地区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而使用汉字，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包括传统的经典文献、训诂材料、辞书、汉语字词汇抄、汉语教科书等，有抄录者，也有改编者，其中有很多是中国失佚资料。其次是指西方传教士文献。包括汉字汉语辞书、汉字汉语研究著作等。这些国外文献的涌现是对国内文献的有益补充，为汉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支撑。三是从通语文献向方言文献扩展。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比如汉语普通话）是汉语言文字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近年来，研究者们密切关注方言文献，开展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有力拓展了通语与方言的研究范围。此外，还包括从纸面文献向口头文献、从传统文献向特色文献扩展等。近年来，新材料新文献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汉语言文字研究开辟了广阔研究空间。

　　以理论创新引领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汉语言文字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汉语言文字材料本身出发，不断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是汉语言文字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只有如此，中国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为人类语言文字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引进了很多西方理论。这些理论的引入对深化汉语言文字研究而言不能说没有益处，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世界语言文字中，汉语言文字独树一帜，历史悠久且承续至今，直接使用任何缘起于其他语言文字的理论来研究汉语言文字，其结果必然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目前，我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使用西方理论时还存在两种需要改进和改正的现象：一是简单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介绍进来，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进；二是借鉴西方理论来研究汉语，却没有深入探索汉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遭遇的困境和突破、构想的目的和思路等决定性因素。对这些因素，理论创立者不一定言明，研究者只有对其理论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才能获得，而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因此，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机械套用舶来品是错误的。举例来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严格区分历时语言研究与共时语言研究的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界一些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历时研究是对语言文字现象发展脉络、发展规律的研究，是动态现象研究；所谓共时研究是平面系统的描写和分析，是静态现象的研究。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宏观地看，二者只不过是对同一现象的纵横切分而已。历时发展中，语言文字现象的消长转化主要是不同共时平面制约和抉择的结果，而所谓共时平面也只能是对历时过程的横向剪取。所以，离开历时追索和解释，很难准确地进行共时描写；脱离共时观照，也难以恰当地理解历时演化。但国内不少研究者已习惯于历时、共时的对立，把研究的问题首先框定在历时或共时范畴，然后进行隔绝式的探讨，历时研究只分析纵向发展、共时研究不考虑历时因素成了固化的理念。这种固化的理念并不利于开展汉语言文字研究。汉语言文字研究应当打破西方理论窠臼、突破纵横界线，使历时与共时融合，这样才会有质的飞跃。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汉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跳出西方理论的束缚，扎根本土、深耕实践。把研究重点聚焦到汉语言文字本身，依据科学的思路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才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正路。基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扎根本土，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上不断加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有的研究者进行多元融合创新，依托社会学、哲学、生态学、计算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进而不断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

　　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

　　方法是学术发展的另一核心要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学术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揭示事物内在规律，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继续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

　　在对汉语言文字文献进行学术解读时，要坚持正确的方法，首先离不开正确的立场。解决好研究立场问题，需要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汉语言文字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贯通。从学科上看，汉语言文字研究纵向分成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近年又有人分出“当代汉语”；横向分成了汉字、语音、语法、词汇、方言等。这样的学科分类自有产生的原因和现实意义，但从学术研究来看，研究者如果仅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学科整体发展而言弊端颇多。事实上，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文史哲”不分家，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我们很难区分它是史学著作、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因为它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是十分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而这同一文献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彼此依存的；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核心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

　　（作者王贵元，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