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开启中国文化史学的序幕，今年恰好12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教授的新作《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文化史学为核心范畴，对梁启超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120年的历史、学术成就及其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反思和讨论。笔者读后深受启发，认为该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此，着重从学科建设角度谈谈其意义和价值。

　　一

　　中国文化史学起自何时？作者沿流探源，明确提出文化史学是史学近代转型的产物，源自20世纪初由欧洲和日本传入的文明史学。更重要的是作者进而指出，我国这方面的史学研究不是西方史学的复制，而是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环境相结合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和特点，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文化史学的发展。

　　该书系统梳理了“史界革命”以来中国文化史学兴起、发展、沉寂、重兴的历史，将中国文化史学的学科化进程分为两大连续的历史时段。20世纪前50年，是第一大阶段。20世纪初，梁启超等发起“史界革命”，由此，中国人确立了比较明确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观念。至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发表了系列论述历史研究法的著作，探索如何研究文化史。五四运动以来，柳诒徵、陈登原、钱穆等，将文化史学的理论方法具体运用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实践，形成了中国文化史著述的第一个高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是第二大阶段，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启蒙、90年代的回归传统，再到当下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三大体系”的过程。该书将第一阶段的文化史著作划分为科学派、新人文派和史观派，将第二阶段的文化史格局概括为思想文化史为主干、学术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为主枝、新文化史为生力军，从整体上较好地把握了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内涵。

　　该书编撰花费15年时间。此前，虽有学者尝试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历程作鸟瞰回顾，但如此长时间地专注于研究这120年历史进程的学者，并不多见。客观地说，这部文化史学史著作，对我国的文化史研究做了很好的学术史总结。

　　　二

　　文化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种类型，中外学界从史学理论层面的讨论和反思不足。近二十年来，文化史研究出现了碎化、泛化等倾向，不能说与理论建设的乏力无关。该书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史学史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探寻中国文化史学的内涵、理路和风格，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探索路径。作者十分重视通过史学史研究揭示和解答史学理论问题。在作者看来，史学史不只是过去的记录，还是“历史研究之眼”。借助它，我们辨识道路，认清方向，与前人对话，做史学反思。该书通过研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辨析文明史、广义文化史与文化专史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讨论作为新史学形式的文化史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如何实现结合；通过研究钱穆的《国史大纲》，揭示以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通史的学术特点及其历史价值……简言之，从文化史研究的具体历史出发，注重史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善于从史家的具体学术操作中提出并解决普遍关心的史学理论问题，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

　　论从史出，以文化史学的发展史为依据，该书致力于解答当下中国文化史研究面临的困惑和问题，重点阐述了文化史学是什么、文化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中国文化史学的发展道路和未来方向。作者指出，传统的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具有内在一致性，均要求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究明关系得以展开的背后因素，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学法则、意义和价值。作者根据史家对文化史的理解及其学术实践，将目前的文化史研究取向概括为三，即“社会的文化史”“文化的社会史”和“文化的文化史”。作者强调，上述三种研究取向在文化史研究中互不可替代：确立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弄清文化事象的来龙去脉，研究文化事象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及其规律，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它采用文化的视角，甚至将文化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既要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又要重视其独具的方法，这是由文化史家的专业分工和职责所决定的。作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对于文化史研究者颇具启发意义。

　　值得指出的，该书在史学理论层面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中国史本身，而是尽可能扩大视野，将中国文化史放在世界史学的背景下考量，参考了西方和日本的史学理论和文化史理论，注意运用比较研究，彰显中国文化史学的特色和理路。

　　　三

　　正如该书“绪论”所示，其写作动力源自作者在科研和教学中的困惑和疑问：文化史学是什么？研究文化史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中国的文化史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于这些关系到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多数文化史研究者都会有所思考，但却少有人作专门性讨论和深究。正是因为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来自作者在一线教学研究中的切身体验和感悟，故对问题的回答也往往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换言之，这本书的特点不在就理论谈理论，而是脚踏实地，重在学以致用，服务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就其大者而言，该书对于学科化进程的作用，至少有三点：其一，为中国文化史学科搭建一个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框架，为从总体上认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和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二，对文化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理论方法和社会作用等所作的综合性探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对于巩固文化史的学科地位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其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该书不仅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的文化史学“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对认识其“到哪里去”多有启示，无论对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还是具体的学术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