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力，考古工作者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作物驯化与农业的出现。在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作物的驯化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距今约1.2万年；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距今1万年左右。这些证据显示，水稻的驯化以及稻作农业的耕作方式，至迟在1万年前已经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稻作遗存之外，北方地区发现了早期粟栽培的证据，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粟出自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也有同类粟作遗存，距今约8000年。同时，大豆的驯化与耕种也是早期农业的重要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得到稳定的食物来源，不仅养育了人类，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礼仪与礼制文明的形成。特定的礼器与礼制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龙山时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更成体系的礼制并使用成套的礼器。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发展更加完备，出现了“礼”“乐”的实物体现，礼制作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自此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随着农业的发展，酿酒开始出现。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10余处距今约6000年的酿酒遗址，原料以黍为主，兼有薏苡、小麦族、稻米、栝楼根和山药等。陕西石峁、山东尧王城等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酒的残留物。早期酿酒技术的应用多与礼制活动相关，酒礼器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早期礼制的出现，对商周的德治思想及后来儒家的敬天法祖、仁礼并举、忠孝节义等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礼制文明在稳定的礼器系统和完备的礼制建设中不断发展，并不断在世界范围燃亮中国礼仪之光。

　　文字的创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河南洪山庙、阎村遗址出土大量故事类彩陶图案，揭示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存在一个“文字画”时代。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东丁公等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少量的文字资料。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铭文字形与同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字形存在明显差异，而是取象于二里头文化的礼器，表明它们的创制年代应该是在二里头时期，这为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从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勾勒出早期中国文字连贯有序的演进序列：夏代的文字在商朝早期延续下来，并在商朝后期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象形文字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对亚洲国家的文字、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明，也是世界人民眼中古老东方文明的一个表征。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同时，仰韶文化的丝绸工艺还传播到周边，甚至影响到长江下游等地区。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粟黍农作最早驯化后，在仰韶文化时期迅速传播至整个黄河流域。而后，在距今5000年左右，粟作农业向西传播至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亚等地。与此同时，西亚起源的小麦、大麦经河西走廊传播到黄河流域。西渐的粟黍作物和东传的麦类作物对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人类生业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作物的驯化、礼制的定型、文字的创制，还是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播，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以及史前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关键线索与代表物证。在这一过程中，村落渐为邦国，线条终成文字，祭祀催生礼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特质和格局逐步确立，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基石就此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