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剑

　　《世说新语》是一部让人着迷的书，故历来多有学人对其有解读。

　　众所周知，《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人和事是零碎的，也是片段的，分布在三十六个门类当中，而这正是董上德在《世说新语别裁详解》里所着重关注的地方，将散落在不同条目中的人和事汇总起来，将“某个人物的故事，大体依照其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结合刘孝标注文的一些重要信息，详细阐释或辨析”，给名士们的生活按照时代秩序还原，如此的别裁就多了些许意蕴。

　　在这部书中，董上德的名士排列是依照东晋袁宏《名士传》借鉴而来，大致分为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中朝名士，为更全面反映魏晋名士的状态与生活，董上德增加了东晋名士，由此拼接出魏晋名士的全景图。

　　按照魏晋名士出现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同为名士的一员，在不同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性格也是有极大的差异。正始时代的几位名士喜谈玄学，“他们的谈玄引领着两晋的学风，深刻影响了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是玄学的开创者，也是后世清谈家的偶像。他们的言谈及其方式被尊为‘正始之音’。”竹林七贤活得很有烟火气，“正是俗，才显得他们是脚踏实地的活人，而不是世外隐士。更不能忽略的是，他们的俗的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某种反抗意志的血性，还闪耀着令世人追慕的人格审美之光。”这是他们身处在魏晋这个千年大变局时期，面临着乱世和人生抉择。到了中朝名士时期，社会趋于稳定，这种变化让名士们的生活也在发生改变。东晋名士则聚焦东晋的两大门阀“王谢”，从他们的代表人物中可看出当时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故可观察东晋的具体语境，解读魏晋名士的最值得关注之处就在于细微之处，当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就能看到一个魏晋时代的文化风貌。

　　魏晋时代的名士生活，既有奢侈的一面，也有雅俗的方式。不过，在董上德看来，魏晋风度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细微的变化，具体到某一个名士，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是有着微妙的差异。比如山涛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当山涛出来做官时，还着力举荐嵇康。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的交往诚然是悲剧，但在嵇康遇害之后，山涛顶着非议，关照嵇康之子嵇绍的成长。这其实反映出他厚道的一面。又如王衍名声很大，但“清谈误国”，以至“狡兔三窟”成了他的代名词，为当时的人们所不齿。乐广崇尚儒学，与王衍有别，但因他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当发生“八王之乱”之后，其人生有无奈有悲哀有悲剧。这也说明即便是名士，他们一生也是深受大时代的影响。

　　复杂、多元构成了魏晋时代的文化特色。从中华文化史上看，这个时期冲破了汉代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综合儒、道、名、法的道路，思想的丰富性也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博大而有趣起来。今天，不管我们将《世说新语》当成人物故事，还是志人小说，都不难看出书里所讲述的人物是那么的鲜活有味，仿佛就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一般。同时，我们也不妨将名士的生活，当成一个个名士的传记来品读，这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魏晋风度的流变。这种风度在以后的历史上几成绝响，这也是后世所追慕那个时代的重要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