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一在牧区为藏族群众义诊。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供图

　　“今天，对我来说特别激动，经过三年多日日夜夜的伏案，这本高原医学专著终于问世了……”年过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介绍着。2020年12月24日，《吴天一高原医学》首发式发布会在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举行。

　　记得初见吴天一院士还是在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东侧的一处旧楼房里。

　　拾级而上，二楼一间极普通的房间，就是吴院士的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无论是书柜、办公桌还是茶几上，都堆满了各种报刊和科技资料。

　　身材瘦削的吴院士像往常一样，穿着白大褂，动作精干利落，丝毫显不出老态。

　　“院士的办公室怎么这么简陋？”记者好奇地问道。

　　“新办公楼的17楼也给了我一间办公室，但那里人来人往，没有这里安静，没人打扰。”吴院士说。

　　也许是习惯了工作的快节奏，吴院士讲话的语速极快，举手投足间显露出的智慧和学识，充满自信、乐观，让人如沐春风。这位老人每日就在这里沉浸在自己的事业和精神追求之中。

　　为什么不去和在美国的父母亲人团聚，而守护在青藏高原？

　　在数十年的高原科研生涯中，数次历险，14处骨折，两眼白内障，鼓膜被击穿，为什么还深深恋着青藏高原？

　　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奋斗了55年，为什么非但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不忘初心，永无止境地开展科学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身上的一个个问号，强烈地吸引着记者。

　　4处骨折，镌刻着赤子忠诚 

　　1951年，吴天一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即与妻子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平壤医院工作。1958年，他响应祖国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与山东、河南的大批青年一起参加支援地方建设。

　　湛蓝的天空、白雪皑皑的雪山，青藏高原美丽的景色让支边的年轻人着迷，然而这种愉悦很快就消失了。缺氧、疲劳、头痛欲裂等一系列的高原反应，击倒了不少初来青藏高原的年轻人。对于医学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吴天一来说，治病救人和寻找病因已成为他工作的习惯。随后他又注意到，在一场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有士兵发生急性高原病，造成部队减员。经济开发和边疆防卫同时被高原病困扰，这深深地刺激了吴天一。

　　就是从那时起，他萌发了寻找有效应对高原病办法的念头，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把研究方向锁定在高原医学领域。经过诊治大量患者，吴天一认定这是一种高原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然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只有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5％以上，才能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

　　吴天一开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临床观察和人群调查。

　　青藏高原面积达257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是吴天一的天然实验室，高原原住居民是最好的样本。然而，高原恶劣的气候条件同样考验着他的身体和毅力，这项研究从开始就注定是一条艰苦的探求之路。

　　在55年的高原科研工作中，吴天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山、冰川、草地上度过，崎岖的道路险象环生，多次车祸造成肩胛骨、髌骨、肋骨、腓骨、股骨等14处骨折。

　　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严重的一次是到海西经过橡皮山，车从山上翻滚到山脚下，经历了一场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一辈子跟缺氧打交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付出和献身精神，就没有办法获得科研资料，做出来一流的成绩。”吴天一说。还有一次是左肋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肋骨差一点就戳入心脏。“骨折真是十分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还是很强的，你看我站得多好。”说着，吴天一“顽皮”地站起来让记者看。

　　牧区居民居住分散，又会随季节变化而游牧迁徙，有时候走几十公里才能见到一个帐篷，但吴天一告诉团队的人员，“群体调研一家也不能落，可能有问题的就在这里。”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刚还是晴空万里，马上又会大雨倾盆，没准还加上些冰雹。然而这样的环境从未让吴天一退缩，崇拜高原雄鹰的塔吉克族汉子的血脉里涌动的是顽强不屈的意志。他认为，是雄鹰，就应无惧暴风骤雨，在广阔的天空中振翅翱翔……

　　“‘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这是吴院士经常说的一句话。最高最远最难走的地方都是吴院士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曾经跟着吴院士一起下乡的更登说。“每天骑马穿越草原四五十里是家常便饭，常常都是上百里，在忍受空气稀薄的同时，骑马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

　　好几次，吴天一骑马过河都差点儿被湍急的河水冲走；车祸在他看来也成了平常事。

　　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团队的人员都开始休息，这时的吴天一却在帐篷里用手电筒照着记录一天的行程和数据，天天如此，雷打不动。“看到吴院士对事业的勤奋执着和敬业精神，我们年轻人感到很惭愧，院士身上有太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登说。

　　一次次艰苦而又惊险的经历，使吴天一的研究数据积累越来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积累数据都在几十万份。应该说，他掌握了青藏高原人类适应生理最丰富的资料，这为他以后出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骨折，他的耳膜也多次被击穿。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了。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研究十分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谁进？“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地说。

　　进到舱里，压力一点一点上升到了海拔5000多米时，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没有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太快，“我突然头疼难耐，耳鼓膜‘嘣’的一声，我想完了，鼓膜穿孔了，当时什么都听不见了。”吴天一回忆着。就这样吴天一的鼓膜击穿了，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导致他现在的听力非常不好。

　　在他的亲力亲为下，氧舱实验的结果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了大用场。吴天一提议的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人的最佳办法。

　　当第一次见到吴天一院士时，他的一只眼被遮住了，另一只眼睛费劲地看着资料。因为在海拔4660米到5620米的阿尼玛卿雪山他作了5年的高山生理研究，面对的是一片冰山雪岭，银色世界，紫外线过强，致使其眼睛出现问题，最终双眼都患了严重的白内障，通过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目前，他一只眼睛视力很差，全靠另一只眼工作。

　　“青海标准”，高原医学的国际标准 

　　吴天一从部队转到地方后，在原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互助巷医院）当了八年内科主任，后来因心脏病看得好，有好多病人慕名而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吴天一就向领导建议要成立高原心脏病研究所。1978年末，吴天一与同事共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此后，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逐步启动。

　　1979年至1985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7年之久、覆盖10万人之众的急、慢性高原病大调查。他对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果洛、玉树、唐古拉等地藏族和汉族人群生理特征和各种急慢性高原病进行调研，并先后治疗了上万例患者，获取了大量的临床资料和数据。

　　1990年，为了阐明人体从低海拔急速进入高原后的生理和高山病发病规律，53岁的吴天一带领中日联合考察队到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进行实地考察。在海拔5000米进行高山生理实验10天后，日本医疗队员因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停下了脚步，而吴天一则带领中国考察队继续行进在冰天雪地中。登到5620米时，当时的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说，“吴教授你再不能往上登了，再登就有危险。”“不，我要拿到第一手资料。”倔强的吴天一坚持登上海拔5700米建立实验站，在那里取得极具科学价值的数据和资料。

　　阿尼玛卿雪山实验收集了不同海拔的人体生理数据，借此形成了不同人群在海拔2300米、海拔3719米、海拔4660米、海拔5000米与海拔5620米的对照，研究得出“我国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了最佳高原适应性”的结论。在国内率先提出青藏高原最常见的慢性高原病类型“高原红细胞增多症”，使高原医学迈上新的台阶。为此，国际高山医学会在第四次国际高山医学会上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1997年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建议建立慢性高山病的国际统一诊断标准，并成立国际专家组商榷，吴天一为中国专家代表。经1998年日本、2001年加拿大和2002年西班牙三次国际专家组讨论，中国、美国、法国、日本、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瑞士、吉尔吉斯等国专家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争议激烈，难下定论。

　　“前后7年，两年开一次会，我的每次发言很强硬，我的腰板挺得很直，因为我的背后是中国、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研究高原适应的最佳群体藏族，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和人群可以与之相比，这就是我在学术上的骄傲。”吴天一说。

　　2004年，第六届国际高原医学会在西宁举办，参会的有160多个国外从事高原和低氧医学研究的专家，其中13个国家各提出自己的方案，并都希望自己的方案能成为世界标准。

　　此时的吴天一代表中国科研团队，以课题组7年来在青藏高原做的大量病理生理研究为依据，以大量健康人群的生理指标为基础，又有大量慢性高原病病人临床的反复验证，还有以量化计分的诊断系统，底气十足，在会上当仁不让地说：“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个中国方案，就是世界的最佳方案。”

　　讨论前后进行了四次，最后一次讨论差不多到晚上十一时了，最终获得大部分专家的同意，以吴天一团队提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系统被国际高山医学会接纳为世界的标准，通过了。

　　当时在会上，会务组建议是否可以命名为“西宁标准”。“不！要叫‘青海标准’！青海代表青藏高原……”吴天一慷慨激昂地说。最终，慢性高山病的国际标准，就叫慢性高山病青海标准。从那一刻起，以青海标准命名的一个医学界的国际标准诞生了。

　　青藏铁路，14万建设大军的“保护神” 

　　2001年，青藏铁路破土动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施工条件最艰巨的铁路项目。数万建设大军将奋战在高海拔地区。也在同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从青海本土走出来的第一位院士。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我知道自己的研究又有了用武之地。”吴天一说。

　　随后，原铁道部聘任吴天一为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

　　在吴天一和他的团队指导下，青藏铁路沿线建起25个供氧站、18个高压舱站。创造性地提出“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高流量不是平原上的4升~5升/分吸氧，而是高流量6升~8升/分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迅速向低海拔转移”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起了一系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为了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高原病防治知识的系列科普报告，撰写《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每一位一线施工者手中。

　　大到氧舱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事无巨细都关心着。“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上。一旦感冒引发高原肺水肿就严重了。在我的建议下，带暖气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吴天一说。

　　吴天一先后十几次到格尔木、唐古拉、可可西里、风火山、当雄等青藏铁路建设关键点现场指导高原病防治。由于不可能天天在山上，吴天一告诉他们任何时候遇到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他的座机永远都是开通的。“很多时候都是深更半夜打来电话，说出现了什么样的病情，该怎么办。我依照病情，提出紧急治疗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吴天一说，5年中仅电话处理的病例就有几百次。

　　亲临工地指导，他的高原医学知识起到了健康保障作用。原青藏铁路中铁二十局工地医院院长丁守全说，风火山隧道海拔4905米，没有吴天一，我们就不可能创造性地采取科学举措，解决施工人员缺氧难题，打通这一世界第一高隧就不可能如此顺利。

　　在吴天一的指导下，青藏铁路五年建设期间14万员工无一例因急性高山病死亡。在海拔4500米以上大群体强作业的这一“零死亡”，被国际高原医学权威威斯特教授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人们称赞吴天一是14万“天路大军”的“生命保护神”。

　　亲情与事业，他选择坚守在青藏高原 

　　1980年的一天，吴天一写了一篇医学科普文章《高原适应的强者》，刊发在《光明日报》。凑巧的是，在美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里，有一个人读到了这篇文章。

　　每天阅读中国大陆的报纸，已是华裔雇员吴若芝的工作习惯。那天，她照例打开从北京邮来的《光明日报》，匆匆浏览过一版的要闻，继而翻阅二版时，她眼前一亮，在《高原适应的强者》标题下，“吴天一”的名字让她心里怦然一动，同胞兄妹的感应，纵然隔着千山万水，也会在心中荡起回声和共鸣。吴若芝眼泪涌了出来，冥冥之中，她觉得这个作者便是哥哥无疑！

　　原来，出生于新疆伊犁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的吴天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没有了父母弟妹的音讯，没想到一篇论文，帮助他寻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一封寻找亲人的信件投到了纽约中国领事馆，随后很快转到了文化部和外交部，作者的地址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天，吴天一刚从唐古拉普查回来，所长告诉他，你爸爸妈妈在美国写信找你了。吴天一一怔！已经陌生和久违了的亲情，让他激动得嘴唇都在颤抖。经过电话核实，越洋电话那头传来了父母的抽泣之声，几十年的思念化作潸然的泪水，让他激动不已。

　　随后，远在美国的年迈父母和姐妹曾经多次来信，希望他移居美国与家人团聚。这时的中国，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百废待兴，荒芜已久的科研事业亟待耕耘。吴天一深知，去美国可以告别清贫，但同时也会与心爱的事业告别。正在此时又一个消息让他激动不已，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夙愿终于实现了。他很清楚与党和国家的利益相比，个人的得失根本算不得什么。在使命和责任面前，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下。在给父母的回信中他说：“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这里是我科研的根，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事业生命的根。”

　　地震现场，年龄最大的救灾专家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在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高原反应严重威胁着来自全国的救援队员的健康。

　　当时已70多岁的吴天一立即请战，要求前往抗震救灾一线。因他的年龄和身份，省卫生厅未敢答应。

　　救命如救火。“我当时就去找主管省领导，只说了两句话：玉树发生地震，我是从事高原医学的，我必须去！而且现在就走！请你看一下，车在下面等我。”吴天一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斩钉截铁的话语让主管领导对眼前的这位老人既敬佩又心疼，“到玉树地震现场救援很辛苦，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心里过意不去。”吴天一答道：“你放心，没事。”领导只好同意吴天一率领14人组成的高原病防治专家组赶赴灾区救援。

　　4月16日早晨，他们到达玉树，成为最早到达玉树灾区的高原病防治医疗队。

　　吴天一到达灾区后，不顾年事已高，驱车前往了17个抗震救灾工作点，每天早上五时起床，先后走进灾情最重的上拉秀、禅古、扎西科等乡村，讲解什么是肺水肿、脑水肿，怎么抢救。有的病人要亲自看，到晚上11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帐篷。

　　吴天一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救援点奔赴另一个救援点，爬上废墟，走进挖掘点，进入简陋帐篷，为参与救灾的部队、消防官兵、医疗队员讲解高原疾病预防知识，现场参与和指导急性高原肺水肿的抢救治疗，为震后第3天便将3000多名重伤员全部运出灾区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成功抢救了36例高原肺水肿患者，协助卫生部制定了“玉树地震高原病防治规范”。他还发挥精通藏语的优势，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高原医学，是倾注一生要做的事业 

　　吴天一对藏族同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从西藏的墨脱，到珠穆朗玛峰上的营地；从西宁到果洛的阿尼玛卿雪山脚下，我们所采集的2万多份血样，大多都是当地藏胞无偿提供的，这是我们研究藏族高原最佳适应性的第一手资料，比什么都珍贵。”

　　考察了世界上所有的高原，吴天一发现，没有哪里有青藏高原这样高的海拔，也没有长时间居住数量如此众多的人群。为此，他多次说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自己扎根青藏高原是幸运的。他拒绝了国外很多高校抛过来的橄榄枝，认定了离开青藏高原，高原医学研究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吴天一说，自己最骄傲的时刻，就是站在国际高原医学论坛讲台上，讲述来自青藏高原的新发现，获得掌声，为国争光。

　　“中国是高原大国，高原人口众多。高原适应问题、高原病防治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在吴天一眼里，这是倾注一生要做的事业。他说，“随着西部的不断开发，到高原来旅游、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一名科学家，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今天，“高原大健康”的任务又摆在面前，是一个巨大挑战。

　　年事已高的吴天一，现在工作热情一如当年。“高原医疗工作由于缺氧环境，非常艰苦。不要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就是青年人、中年人都难以忍受。但我们从事中国高原医学研究的，肩负着这片土地上人民健康保障的重任，所以生命不止，研究不止，要为这个事业攻关到底。”吴天一说。

　　采访到最后，吴天一说，“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但身体和精力还可以，我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勉励的那样，为新时代建设再立新功、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