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进军西藏时的李觉将军

2003年1月15日下午，我与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副司令员、谭冠三将军的长子谭戎生大校一起去拜访我们的老首长李觉将军，一是祝贺老首长90华诞，二是请他谈谈进藏初期他与天宝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当时我正在写《天宝传》。

当年十八军每位军首长都有代号，军长张国华是“1号”，政委谭冠三是“2号”，副军长昌炳桂是“3号”、副政委王其梅是“4号”，第一参谋长陈明义是“5号”，第二参谋长李觉是“6号”，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是“7号”。直到现在，我们十八军老同志都亲切地称李觉“6号”。

在我们18军军首长里，6号是唯一一位健在的将军，当年带领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老首长、老战友、老同志们，走的走，倒的倒，病的病，老的老。一直被首长和同志们叫作“小鬼”、“小兵”的我，是全军最年轻的战士，如今也是满头白发。

李觉1937年3月参加红军，到现在66年了；从1950年1月，参加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到如今已53年了；从1958年参加“两弹一星”工程到今天，也有45个春秋，历经解放前后，跨越两个世纪，从打击侵略者，保卫国土，到解放全中国，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从冷兵器到高科技；从扔手榴弹，到造原子弹，富于传奇色彩，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可是我熟悉的还是李觉将军在十八军工作的那段经历。

李觉是山东沂水县人，1914年出生。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家乡读书。

20世纪30年代，李觉从山东老家来到北平求学，在当时的中国大学读书，但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华北之大，无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李觉听说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就放弃学业，投奔东北军，参加了张学良办的学员队。

学员班的学习结束后，李觉被派到东北军骑兵3师当副排长。从此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西安事变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面临分化瓦解的危险。李觉的同学当中，有一位是地下党员，给他以很大的影响，动员他到陕北去，找红军。

1937年3月，李觉走到甘肃武威时，就遇到红军大学三分校的师生，便参加了红军，在红大三分校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红军队伍中，李觉历任红军步校教员、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教员、在阎锡山的部队作过兵运工作，后来又担任决死11总队政工员、晋西支队第3大队总支书记、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作战股股长、参谋处处长、晋冀鲁豫军区1纵1旅参谋长兼1团团长。

李觉是个不怕子弹的指挥员，当团长的时候还亲自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眼皮底下，有一次攻克敌人一个坚固设防的县城，久攻不下，他又亲自带着爆药包，连续爆破5次，终于炸开了城墙，但自己的耳朵也震得什么都听不见了。至今右耳听力极差。还有一次，他被倒塌的碉堡压住，几十个战士踩着他的身体往前冲，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每逢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李觉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为此，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至今身上留有枪伤。李觉后来担任1纵参谋处处长、20旅副旅长、16军47师副师长。进军大西南时，调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

本文作者（右）正在采访李觉同志，并向他请教有关问题

1950年元月2日，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致电中央，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与此同时，毛主席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第18军。

在西南军区司令部，李觉第一个看到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电，他深受鼓舞，主动请缨，到西藏去。当时李觉任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是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将军的主要助手。由于工作的关系，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电报，是李觉第一个看到，由他立即呈送李达，李达报送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刘、邓、贺首长对进藏部队的指示，一般也经他的手传达。遵照刘、邓、贺首长的指示，李达以参谋长名义下达的命令，有很多是李觉起草的。在司令部，李觉也算是一个“才子”，一个“笔杆子”。以反应敏捷，头脑清醒，精明能干，文笔简捷明快，办事效率高而受到好评。

此时全国都已解放，李觉主动找到刘、邓首长，要求到西藏去。

那一年，李觉36岁。

在进军西藏中，作为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任“前指”司令员，为大部队开路。在实施昌都战役时，作为张国华的主要助手，胜利完成渡江作战任务，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对昌都战役的胜利，党中央、中央军委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副主席指出：“昌都战役就像淮海战役，奠定了解放西藏的基础。”

1951年5月，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谈判，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简称《17条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进藏部队开始向拉萨和平进军。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 ”《歌唱二郎山》热情歌颂了进藏部队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50年代初，这首歌曲曾风靡全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二郎山只有3300多米，是进藏途中海拔最低的一座山。

人们在形容红军长征的艰难时，常常爱说“爬雪山，过草地”。红军爬的雪山是夹金山，过的草地是川西草原。夹金山，也只有3200多米。进藏部队从康定到拉萨，要翻过二十几座大雪山，大部分是5000多米，有的则在6000米左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就是说，要高出夹金山和二郎山近千米。

昌都到拉萨，有三条路，习惯上称作南路、北路和中路。南路和中路在横断山脉中部地区，南路气候条件较好，物产丰富，但山势险峻，江河纵横，不便于大部队行动。

中路有马帮和商旅经常往来，人烟较为稠密，虽有几座大山，但沿途设有驿站，有所谓“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之说。北路与藏北草原接壤，地势较为平缓，便于大部队展开，但人烟稀少，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很少有人走这条路。张、谭、李率部，没有走中路，而从类乌齐折向西北，过怒江，走了所谓“小北线”。

艰难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长征”从这里开始了。过了怒江，基本上是无人区，海拔高，空气中的含氧量一般只有内地的50-60%,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只有40-50%，高山科学家将这些地区称之为“生命的禁区”，“死亡线”。缺氧，对人体是个致命的威胁。从长远讲，对心脏，对人脑，对人体各部分都有很大损伤；当前最实际的困难是：走路难，吃饭难，睡觉难。一般的反应是心跳加快，心动过速，血压增高，头痛、恶心，没有食欲，睡不好觉。

一路之上，李觉在指挥部队行军的同时，悉心照顾张、谭两位首长。谭冠三年纪大，受过伤，平时就有头痛的毛病，这时的反应更大，头痛得要炸裂似的，胸口憋闷，呼吸困难，全身浮肿，四肢无力，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常有失重的感觉。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好，超量服用安眠药，每晚也只能似睡非睡地休息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睁大两眼，就是睡不着。

一方面是吃不下饭，另一方面要把饭做熟也很困难。李觉每天要为部队的吃饭问题操心。首先是燃料奇缺，没有树木，部队一到住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拣牛粪、挖草根。藏北的气候多变，忽儿大雪纷飞，忽儿冰雹倾泻，很难拣到干牛粪。烧湿牛粪，只见冒烟，不见起火，烧几个小时，也烧不开半壶水，有时连牛粪也找不到，只好去拣牛羊角和兽骨。在西藏，一般情况下沸点在80-90度；当时没有燃料，只能烧到60-70 度。大米根本煮不熟，只能吃夹生饭。这时糌粑倒是最好的食品，倒上半缸子糌粑，加一小块酥油，再用只有60-70度的“开水”一冲，既容易下咽，又可以增加御寒能力。

我是1951年7月下旬调到18军文工团。从昌都到拉萨，我们文工团一直与军直机关在一起。在整个进军过程中，我亲眼看见李觉最辛苦。每天早上，司号员吹起床号时，参谋长已经起来在各处查看；到晚上，司号员吹了熄灯号，广大指战员都安然入睡，他还带着警卫员，打着手电筒，到各处检查，准备第二天的行程。按当时规定，团以上干部都配备有马。但从昌都到拉萨，我没有看见6号骑一天马，他把马让给有病的同志，有时帮体弱的同志驮背包和粮食。有时还让警卫员牵着马到文工团，帮助女同志和小同志，自己则去指挥部队。

李觉请示张、谭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些藏族同志，配上参谋、干事，到附近牧场去购买酥油糌粑和奶食品。他们白天与大部队一同出发，插小路找牧场，晚上再赶到宿营地。这些同志很辛苦，但收获不大，沿途竟没有一个居民点，只有零星的帐房，是远山的放牧人。

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难越大。他们每隔几天就要爬座雪山，有时一天要爬两座山。有时一座大雪山，要走两天，在半山宿营，那是最困难的。爬山难，往往是一步一歇，走一步喘一口气。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上山时，实在走不动，在警卫员和参谋长的催促下，张国华、谭冠三有时还能骑一阵马，下山时，连马也不能骑，只好顺着崎岖的山路慢慢往下滑。有两次翻大雪山时，正碰上下大雪，积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盖。战士们只好背着背包，抱着枪，闭上眼，一狠心，就往下滑，一滑就是几十米。战士们称之为“坐电梯”，有的人风趣地说“我们在内地没有坐过电梯，想不到在西藏还坐上了电梯”。坐这种“电梯”是很危险的，万一方向不对，就有可能跌进万丈深渊,连个影子也找不到，战士们说真是“革命到底”了。部队过了怒江不久，在翻越一座大雪山时，仅一个下午，就有6位同志跌进峡谷。

前面的跌进峡谷，大家默默地为战友哀悼，然后又从另一个方向找路，真有“前赴后继”的悲壮感觉，犹如战争年代,攻克敌堡，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冲上去。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作为军长、政委，也只能和大家一样，由警卫员扶着，慢慢下滑。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李觉不让他们走在最前面，也不让押后，等战士们探好路，才让他们走。

由于高寒缺氧，营养不良，指战员们的体质急骤下降，有的同志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爬山时，有的同志实在太疲劳，坐下来稍事休息，心脏就突然停止跳动。

后来部队总结行军经验，发现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战士们将它称作“死亡地带”。每当这种情况，各部队的首长，亲自指挥指战员们尽快通过“死亡地带”，不得停留，如同在战争年代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刻也不能耽误，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共走了56天。我们横穿藏东北草原，翻过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19座大雪山，几十个山岗和丘陵，渡过几条大河，趟过无数条季节性河流，涉过寒冷刺骨的数十条冰河。这期间，我们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甚至终身都有影响。体重普遍下降，当时有人统计，全军几万干部战士，竞没有一个胖子，被称为“群体轻量级”。

实事求是地讲，在整个部队中，最辛苦的是李觉。在昌都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那样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经过56天的长途跋涉，这位山东大汉明显地消瘦了，脸上脱了几层皮，鼻梁发红，嘴唇发乌，步履也不那么矫健。

在回忆这段历程时，参加过第一次长征的老战士谭冠三说:“头上没有敌机，后面没有追兵，除此而外，进藏的路比长征的路还要艰难。”李光明说：“我们三次过草地，也没有这么难。”

经过千辛万苦，他们于10月24日到达拉萨河畔，休整两天，10月26日，在拉萨各界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下，举行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

李觉为进藏部队入城仪式和阅兵式的总指挥。噶厦政府指派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为联络官员，与李觉配合，圆满完成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也是李觉和阿沛的第一次友好合作。

入城仪式之后，进藏部队的领导人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一起，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阅兵式。

这一天谭冠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贺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汉将班超斗敌顽，拯民水火戍边关；

卅载忠心护西域，定远侯⑴名万古传。

茫茫雪山疆域宽，祖国版图岂容奸；

驱逐英帝和匪叛，进军宜早不宜晚。

大军西进一挥间，二次长征不畏难；

数月艰辛卧冰凌，世界屋脊红旗展。

男儿壮志当报国，藏汉团结重如山；

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大军进藏，吃饭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了不增加藏族人民的负担，早在进军之初，毛主席亲自制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早在1950年1月15日，刘、邓在接见18军师以上干部时，邓小平就明确指示：“你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就是说，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补给重于作战”，按照李觉的理解，在西藏，作战任务容易完成，补给问题难以解决。中央把能否解决好几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提高到我军能否在西藏站稳脚跟的高度来考虑。

部队到拉萨时，只有3天的粮食。第4天全军的吃饭问题就没有着落。形势十分严峻。

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张、谭首长把解决部队供应的问题交给李觉，任命他兼任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当时有人称李觉是西藏军区的“大管家”。李觉深知，这个家不好当。那时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尚未通车，从内地运粮，十分困难，大雪一封山，半年之内进不来，出不去。党中央、政务院非常关心驻藏部队，决定经香港，通过海运到印度加尔各答，再转运到西藏。同时通过外交途径，与印度政府交涉，从印度购买一批粮食和急需的用品。

军区派李觉去执行这个任务。李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印度进行贸易洽谈的第一位高级官员。李觉不便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到邻国去做生意，经中央批准，西藏工委任命李觉为“西藏贸易公司总经理”。当时，这个“公司”只有李觉一个人。后来他风趣地说：“我成了西藏第一家‘皮包公司’的经理。”公司与友好邻邦印度进行的第一项贸易活动，就是关于解决驻藏部队的供应问题。

作为张、张、谭的主要助手，李觉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这一口号的主要倡导者和制定者之一，也是最积极、最坚决、最忠诚的实践者之一。

在修建康藏、青藏公路时，他们又提出“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筑路健儿们饮雪卧冰，风餐露宿，艰苦奋斗，五易寒暑，终于在世界屋脊之上，踏出万里坦途，在世界筑路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藏族人民热情歌颂这两条公路是“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桥”，把北京和拉萨、把祖国内地和万里边疆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谭冠三任康藏公路西线筑路工程总指挥，李觉将军任副总指挥。他们与负责东线筑路工程的陈明义将军、穰明德将军、胥光义将军、谭善和将军，与负责青藏公路的筑路工程的慕生忠将军一起，为两条公路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⑴定远侯，即班超，东汉名将，在西域戍边三十一年，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后封为定远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