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回望几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习近平主席满怀豪情地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把史诗提到很高的学术地位。

　　党和国家如此关怀和重视，高度评价，前所未有。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教益。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对《格萨尔》事业就十分关心和重视。很多人至今不知道，1952年2月，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决定由青海省文联负责，成立“《格萨尔》工作组”，专门对这一史诗进行调查、搜集、翻译和整理。青海省委指定时任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蒙古族、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和时任青海省文联主席程秀山（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负责。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从事《格萨尔》工作的专门机构。

　　当时，青海解放不到两年半，西藏和平解放才半年多，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广大藏族地区的情况更为糟糕，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整个藏族地区都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在这种艰难情况下，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专门机构，可见有关部门及青海省委、省政府对《格萨尔》整理工作是多么重视！继承和弘扬这种优良传统，几十年来，青海地区在《格萨尔》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各有关省、区的前面，起到了引领和带动的作用。

　　1952年7月1日，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下，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派出以藏族老红军战士扎喜旺徐为团长、马万里为书记的中央果洛工作团，到果洛开辟工作。工作团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于8月4日到达果洛腹地查郎寺，从此，果洛宣告和平解放。鲜艳美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果洛草原升起。

　　果洛草原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广泛流传的地方，这里传说就是英雄格萨尔大王建立“岭国”的地方，查郎寺被认为是古代岭国的寺院，著名的格萨尔“狮龙宫殿”，就座落在这里。

　　在果洛各族各界僧俗群众欢庆解放的大会上，民间说唱艺人演唱《格萨尔》，庆祝解放，欢呼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在欢庆解放的大会上，除领导人以及各族各界代表讲话，只有两个文艺节目，一个是查郎寺的僧人跳“羌舞”——一种迎神、祝福吉祥的宗教舞，另一个就是说唱《格萨尔》。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格萨尔》是我国古代藏族先民“辛勤劳作，发明创造”的一部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格萨尔》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精深博大，流传广泛，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一样，《格萨尔》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格萨尔》流传到其他兄弟民族地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们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伟大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历史早已把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格萨尔》这部史诗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和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望。与此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增添了光彩。

　　从“伤心学”到“辉煌学”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宏伟的史诗，过去从未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搜集整理。有人将敦煌学与《格萨尔》学加以比较。这两个学科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但是，长期的封存废弃，使其又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偶然重见天日，由于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敦煌的宝库即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掠夺和盗窃，大量珍贵文物或者被毁坏，或者流失到国外。敦煌学的故乡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却出在国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学术史上一段屈辱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学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格萨尔》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藏族人民创造了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神权占统治地位，广大劳动人民没有丝毫的地位，被贵族农奴主和土司头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没有人身自由，贫苦农奴和农牧民群众依附于三大领主和土司头人。封建农奴主掌握着对农奴和牧奴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也没有地位，贵族农奴主和土司头人根本认识不到《格萨尔》的价值和意义，轻蔑地把《格萨尔》这部伟大的史诗称作“乞丐的喧嚣”，也就是要饭的人为了养家糊口讲的故事，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在历史上从未有组织、有系统地对《格萨尔》进行搜集整理，使其一直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这严重地妨碍了《格萨尔》本身的保存和传播，使它不能在更大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和影响，更不能进入主流文化的领域。贵族农奴主和土司头人把《格萨尔》排斥在艺术的殿堂之外。这颗雪域明珠，被蒙上厚重的尘埃。

　　在科学意义上，进行《格萨尔》研究的第一批专著，产生在国外；研究《格萨尔》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在国外建立；首次在国际上介绍《格萨尔》的英文版、法文版和俄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都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小的山国——不丹王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和资助下，出版了30集的《格萨尔》丛书，是当时国际上最完善的一套汇编本。在《格萨尔》的研究上，我国在很多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这种情况，的确让我们感到沮丧，感到伤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百万农奴和广大藏族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与此同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使《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拂去历史的尘埃，荡涤厚重的污垢，显现出自身具有的光彩。党和国家把《格萨尔》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和弘扬，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非常关心和重视。

　　早在建国之初，茅盾、周扬、老舍、钟敬文、贾芝等我国文艺界著名的学者和领导人就曾对《格萨尔》表示关注。1958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大庆，广大藏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格萨尔》开展了抢救工作，中宣部为此还专门发了文件。这是在《格萨尔》发展的历史上，由党和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件，也是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其进行搜集整理。自此，揭开了《格萨尔》历史的新篇章。

　　当我们开始从事《格萨尔》工作时，很多人不知道《格萨尔》是什么，对“史诗”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形式也十分陌生。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努力，现在，不知道《格萨尔》的人不多。史诗这种文学形式也被很多人所了解。从“不知道”，到被很多人“知道”，而且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心和高度评价，一字之差，却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这种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成就之显著，涉及面之宽，影响之广，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

　　连续数十年、历经几代人，从“六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跨越两个世纪、两个千年，持续不断、坚持不懈、坚韧不拔、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进行一部著作、一个学科研究，在我国藏学研究领域和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绝无仅有，在新中国学术史上也不多见，而《格萨尔》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格萨尔》研究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格萨尔》这一学科令人伤心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格萨尔》学再不是一门伤心学，而是一门辉煌学，一门让藏族人民、同时也是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学科。这一宏伟的事业，本身也是一首歌，一首动人的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歌，一首饱含着艰辛的苦水和喜悦的泪花的歌，一首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歌，也是一首劳动者之歌，创造者之歌。我们在为创造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藏族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各民族兄弟同胞的共同繁荣昌盛，尽一份责任，做一点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格萨尔》事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她让世界以崇敬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个被雪山环抱的民族，重新审视她的历史，她的文化。对《格萨尔》的研究，也彻底改变了我国史诗研究的落后状况，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史诗的文化版图，在世界史诗发展的历史上，牢固地树立起《格萨尔》崇高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格萨尔》与荷马史诗，一个代表古代东方文明，一个代表古代西方文明，二者交相辉映，堪称人类文明史上两颗辉煌的明珠。《格萨尔》史诗研究取得的成就，在学术文化领域为伟大祖国赢得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