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妙手回春的医生,还是德国间谍?
1940年1月15日,拉萨蓝天白云,万里晴空。西藏地方政府早在哲蚌寺附近,搭起了欢迎帐篷。国民政府派出的主持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行辕抵达。吴忠信乘大轿,余员乘马,受到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的代表及三位噶伦率70余名僧俗官员热烈欢迎,藏军700人携“四门小山炮和四挺机关枪,于路旁列队恭迎。”“附近居民前来欢迎者,亦踵相接。妇女多着艳丽之装饰,五颜六色,数十成群,尤点缀风光不少。各界欢迎人员所支帐篷,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行辕于午后四点入城。当晚,地方政府设宴为吴忠信委员长一行洗尘。
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欢迎吴忠信一行(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吴忠信是奉国民政府特派,以主管蒙藏官员身份到藏,会同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他在拉萨的情况,人多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专门谈谈吴忠信行辕的医生单问枢。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一行在西藏(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当时西藏社会医疗设施匮乏,现代医药卫生知识更无从谈起。吴忠信临行前,就对西藏的情况早已知悉,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专门选调的随行医官为留德医学博士单问枢。他毕业于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医学院,“得博士学位,医学精湛,尤富临床经验”。单问枢在知名学校接受教育的背景以及与一些杰出的专家进行合作的经历,使其医术颇为精湛。
吴忠信在1939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谈到“单问枢医生由江津来渝,决随余入藏,余甚满意。”1939年10月18日,他特意让单问枢由重庆乘机飞往香港港购买了充足的药品。行辕人员入藏途中,有头疼脑热,得其看护,减少病痛不少。当时,随行辕入藏的西藏地方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土丹桑杰在其后来的回忆中特别提到单医生对他的帮助。当时,他消化不良,腹泻严重,单问枢医生察看病情后,作了医嘱,开了西药,使他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
吴忠信一行到藏后,分驻两处。吴与行辕秘书长罗俈子、医官单问枢以及周昆田、张国书等住在拉萨西北的“色兴额”。这里环境清幽,交通便利。孔庆宗等住在“吉堆巴”,每天除有特殊情况外,都按时到“色兴额”办公。
单问枢随行辕抵拉萨后即遵吴忠信之命,开始施诊施药。我们注意到吴忠信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他与单问枢的交流,对其治病救人的情况亦多有记载。如1940年2月18日,单为西藏噶厦农务局仁冈看病;3月24日,西藏哲蚌寺著名高僧东本格西患有水肿病,慕名求医,满意而归。据说当时东本格西的病“数年不愈,诵经禳解,百术枉效,已绝望矣;耳单医官名,遣其弟子卑辞敦请,冀作最后一试,单医官亦本济人之心,欣然应诺,予以注射,一射而病有转机,再射而霍然起矣;于是哄传遐迩,几以单为神人。”行辕顾问曹纕蘅专为他写诗一首,其中“满城争说单医官”之句,可想见其名声。同日,在拉萨的北平商人解友三又找上门来。他亦患水肿,经其治疗,大有好转,许以重金,希望根治顽疾,提出只要单医生留在拉萨,他愿出资开办医院。后来,单问枢离藏时,他竟难过得流泪不已。
3月31日,单问枢又应邀为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看病。单问枢医生高超的医术和善良品行不胫而走。噶厦高官彭康夫妇,贵族公子詹东,以及拉萨市区的平民百姓都纷纷前来问诊就医,“每日来诊者,户为之穿,活人无数,此亦予藏人以一深刻之印象。”“每诊辄着手成春,单医官之名渐播,远近藏人前来就医者,日以百计,行辕户为之穿”。
单问枢到拉萨后,即以卓越的医术和慈悲之心,治愈了许多患病的藏族人士,声望在拉萨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鉴于其在西藏的卓越表现和受欢迎程度,噶厦对于吴忠信行辕医生单问枢极为感兴趣,多次要求单问枢和其妻子留在拉萨,并且建立医疗机构。对此,正在拉萨的英国人古德十分忌恨。他了解到单问枢曾在德国进修,于是即无中生有,借此大做文章,对单问枢进行污名化,说他与德国法西斯有联系,甚至有德国间谍之嫌,进而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与法西斯德国保持联系。这种污蔑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纯粹是无稽之谈。几个月后,有关单问枢在德国的情况才得以澄清。古德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认为孔庆宗、单问枢等人接受过西方教育,必亲近西方。出于拉拢的目的,古德在交谈中希望他们能够和英国保持良好的合作,但未能奏效。
4月14日,吴忠信率专使行辕离开拉萨,仍由印度返回重庆。西藏地方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并按惯例派札萨前往重庆,向中央政府致谢,并表达西藏僧俗民众支持抗日救国的决心。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此次入藏,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意义十分重大,达到了“树立威信,收拾人心”的目的。连英国人古德也承认“由于吴忠信的赴藏,国民政府充分体现了水乳交融的西藏政策”。毫无疑问,单问枢医生也用精湛的医术为此做了自己的贡献。正如随行辕入藏的朱少逸所言,“是医药之有助于治边,又不可不深长思也”。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等离开西藏后,“单问枢因医道的精湛,在加尔各答开业后,侨胞中有病者,相率前往诊所求治,自朝至暮不绝。”
单问枢医生在民国时期中央大员赴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之行中功不可没。他在拉萨期间广泛接触民众,与各族僧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发挥了特殊作用,其事迹值得传颂。(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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