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茶马古道，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云南、四川到西藏之间的古代交通和贸易路线，这个没有错，但是却并不完善。事实上，茶马贸易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有着更宽广的地域空间和更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不仅内地和西藏之间存在茶马贸易，内地与今新疆地区、蒙古高原地区等，都存在着茶马贸易，而且在唐朝时期，内地和回纥之间的茶马贸易远比和西藏地方兴盛。中原农业地区犁田耕地需要马，装备骑兵亦需要马，“马资于国用甚大”（《明仁宗实录》卷6上），西藏、新疆和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食肉饮酪，对茶叶依赖性更强烈，明朝人就指出，“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明经世文编》卷149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严茶⋅蜀茶”），随着关系国计民生的茶马贸易的广泛开展，在内地和边疆地区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贸易网络，这就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所传输的并不限于茶叶和马匹，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联系方式，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内容。这里就涉及西藏和内地之间“茶马古道”的一些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正于各位读者。

汉藏之间茶马古道的开通

西藏和内地之间茶马古道的前身应该是唐蕃丝绸之路或者“唐蕃古道”，而茶马贸易也是在丝绸贸易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而吐蕃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区和祖国内地之间的贸易联系通道也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隋朝时期，隋炀帝曾即命裴矩至甘州（今甘肃张掖），招引西域诸国来互市贸易。裴矩根据胡商所述西域各国情况，撰成《西域图记》三卷，内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

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隋书》卷67裴矩），说明内地当时和青藏高原上的交通联系是畅通的。

唐蕃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与唐蕃联姻、文成公主进藏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大批的物品、书籍和器皿，根据藏文史书记载，除了释迦牟尼12岁等量身佛像之外，还有360卷佛经、两万件丝绸锦缎与服饰、300卷占卜历算书籍、60种工艺书籍、能治疗404种病痛的药物、100种诊断医术、蔓菁等植物品种，还有茶叶茶具等（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汉文，第91－93页）。唐高宗即位，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两千种。接着吐蕃使者献金银珠宝15种，请设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许之，进封松赞干布为王，再赐给杂彩三千段。吐蕃使者“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并许焉。”（《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可见茶叶在这个时候已经传入吐蕃王室，但是双方的贸易仍然以满足贵族需要的丝绸贸易为主，吐蕃输往唐朝内地的主要是一些方物土产，或者经过中亚展转而来的金银器皿等。

关于茶叶传入吐蕃，藏文史书有一则传说，该说谓：赞普都松莽布支（676－704年）在位时身患重病，吐蕃没有正规医生，赞普只能通过注意饮食来加以调理，忽一日有一只美丽的小鸟口衔陌生树枝而来，赞普好奇，便将树叶含在口中品尝，觉得分外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他命令臣下四处寻访这种树枝的由来，最后在汉地找到了它，带回吐蕃，使病情迅速得到好转。接着，他命令臣下寻找盛这种饮料的器具，同样是在唐朝找到了盛茶的瓷碗。（《汉藏史集》汉译本第104－106页）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和茶具都来自祖国内地，而传入吐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676-704年。

由于茶叶对于食肉饮酪的西藏百姓有着特殊的意义，茶叶传入吐蕃后，很快为吐蕃君臣所喜欢，吐蕃人对茶叶的知识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奉使前往吐蕃会盟的唐朝监察御史常鲁公就遭遇到这样一件事，根据史书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唐李肇《国史补》）

应该说，茶马古道在唐朝时期已经开通了，当时唐朝赏赐给吐蕃赞普和贵族的主要是丝绸，后来也有茶叶，而吐蕃贡献给唐朝的物品，也包含马匹，如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八月辛未，“吐蕃使人献马百匹及大拂庐可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旧唐书》卷4高宗上）。可以说，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肇始于唐蕃之间的丝绸贸易和唐蕃古道，但是唐朝时期还不能这样称呼，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丝绸贸易或者绢马方物贸易。然而，由于茶叶不仅是西藏上层贵族王公的日常消费品，而且也是西藏普通百姓不可缺少的日常饮用品，同时，也可能与唐朝禅宗僧人入藏传法，推波助澜有关系，唐朝自开元后，禅宗盛行，坐禅者“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风闻录》）。也就在常鲁公入藏的同一年（781年），唐朝满足了先前吐蕃请求沙门善讲者入藏传法的愿望，“至是遣良、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他们会影响到信仰禅宗的吐蕃僧人的饮食方式，对吐蕃饮茶风气的形成产生助力。茶叶在吐蕃僧俗官民生活中的作用，无疑远远超过仅仅作为上层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丝绸。丝绸贸易依旧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最终在宋朝时期由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变化为“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和“丝绸之路”明确区分开来，或者存在鲜明不同，事实上两者在更多的时候是交叉着，甚至是同一的。而且也绝不局限于茶叶和马匹的贸易，很多道路就是由以丝绸贸易，或者绢马贸易为主改为以茶马贸易为主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

内地和西藏间有几条茶马古道

宋朝时期，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出现了，就西藏和其他藏区而言，茶叶开始从奢侈品普及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僧俗百姓对茶叶的需求量增加、依赖性增加。从内地来看，宋神宗改革对辽和西夏的纳银输绢求和政策，发展军事并在西北地区频繁用兵，特别是对西夏、辽的战争此起彼伏，而这两个分治政权都以骑兵作战为特色，宋朝为了组建更强大的骑兵队伍以为应对，从西藏和其他藏区获得战马就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藏区马的需求量迅猛增加，加之使用铜钱铸造兵器，铜钱买马的贸易遭到禁止，鼓励以茶叶、布帛等易马，刺激了茶叶的种植和茶产量的增加，从而推动了茶马交换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茶马互市”还通过征收茶马税为朝廷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军费，可以说一举多得。茶马贸易的迅猛开展，也促成了茶马古道的快速增加。

从中国内地到西藏地方的茶马古道究竟有几条，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很简单，在两地之间阻隔着崇山峻岭，特别是还要穿越横断山地区，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地质灾害和社会动荡等因素，改变线路的情形经常发生，何况马帮行走不须通衢，随处得达，造成道路密布的状况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对茶马古道路线进行宏观把握和勾勒。茶马古道是千百年来形成的，道路的走向在客观上有相对的稳定性，是可以划分的。

我们认为，内地和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如果从大的方面划分，有五条：

滇藏道一条：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思茅普洱临沧保山到大理丽江，再从丽江石鼓沿金沙江而上到鲁甸，翻越栗地坪雪山垭口到维西城，再逆澜沧江而上至岩瓦，从岩瓦逆澜沧江而上，在德钦燕门谷扎渡江越太子雪山到盐井、西藏芒康、左贡、邦达、昌都，再分为南北两道前往西藏拉萨。其中丽江、迪庆和昌都是重要的中转站和关节点。

川藏线有两条，可以分称为南道和北道。南道，从西康（今四川）雅安翻过二郎山，经康定、昌都将雅安产的砖茶运往拉萨。其中康定、昌都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和关节点。北道，从雅安茶区前往康定，经过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昌都。其中甘孜、德格和昌都是重要中转站和关节点。南线从康定经过雅江、里塘、巴塘、芒康、左贡、察雅到昌都。从昌都同样也可以分别经由南北二支前往拉萨，北道经过丁青、索县、那曲、当雄（达木），南道经过林芝、山南，或继续前往日喀则，或者直接到拉萨。

青藏道也有两条：一条是“唐蕃古道”即从秦州（治甘肃天水）、渭州（甘肃陇西）、临州（狄道县）、河州（临夏，或者经过兰州到鄯州）、鄯州（今青海乐都）、赤岭（日月山）、大非川城（薛仁贵城、切吉古城），共和县恰卜恰、大河坝、玉树、唐古拉山查午拉山口、索曲（西藏索县）、那曲、羊八井、拉萨。一条是元朝的“驿道”，即从甘肃临洮到青海西宁、玉树、到四川德格、西藏昌都、索县、那曲、当雄，经过羊八井，继续前往后藏，或者直接到拉萨。其中河州、临洮、玉树、昌都和当雄等地是重要关节点。

从拉萨通往南亚、中亚的茶马古道大约有三条：一条从拉萨经过山南、江孜到亚东；一条从拉萨日喀则、萨迦、拉孜、定日、聂拉木、樟木到尼泊尔；或者经过吉隆前往尼泊尔；一条从拉萨，经过日喀则、拉孜、萨嘎、普兰到尼泊尔；一条到日喀则、萨噶、扎达、日土、列城（拉达克），到克什米尔，然后再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

新疆到西藏的通道在吐蕃时代，可以称作“食盐之路”或者“麝香之路”，由于于阗玉石也通过此道进入西藏，甚至也可以称作“玉石之路”，称作“茶马古道”，名实不完全相符合， 尽管在这条道路上曾经出现过茶叶贸易的情况，但是却并不存在特色鲜明的茶马贸易，故而我们不同意一些学者把此道也称作茶马古道的做法。

在不同时期，各条道路的兴衰有所差异：唐朝时期是青藏道、滇藏道的繁荣时期；宋朝时期是青藏道和川藏道的繁荣时期；明朝、清朝时期则是青藏、川藏和滇藏齐头发展时期，到民国时期则主要是川藏道和滇藏的持续发展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滇藏茶马古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丝茶源源入藏，良马纷至沓来

渴求茶叶的西藏和藏区百姓纷纷赶着马匹，茶马交易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贡马，即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首领向朝廷以朝贡方式贡马，获得茶叶、丝绸和其他珍贵礼品的回赐，这种贸易主要内涵是政治上的，表示西藏地方和内地中央政权的臣属关系，同时也有经济意义，由于朝廷多采取多赐少取、招徕西藏部落首领的羁縻政策，所以，献马朝贡者纷至沓来，络绎于道。另一种贸易方式就是两地贸易关系，有民间商人按照经济的规定进行直接贸易，两地都有强烈的市场需求，以藏族为主的各族商人纷纷开始从事这种以马易茶的中间贸易，以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内地茶产地，唐朝时期有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道43州（陆羽《茶经》卷8），东南地区的茶叶和西南川滇茶叶都进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茶叶市场和百姓的生活之中。而藏区马产地也略有分别，藏族古代有所谓“卫藏法区、朵康人区和安多马区”的说法，宋朝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茶马贸易所得之马，大致有两类，一是通过茶马贸易得自甘青和西藏那曲等地良马，主要用来充作军马；一是通过贡市羁縻获得的马匹，大多通过川藏道或者来自西南诸部，除了一部分属于良马而外，有不少是普通马，只可作为耕马。可以和安多出良马的西藏说法相互印证。

茶马古道既是一条内地和西藏联系的经济之路，也是政治之路和宗教文化之路，即使在宋朝及明清时期，茶马贸易兴盛并成为内地和西藏地方主要贸易活动之后，茶马古道上的商业活动都不限于茶马贸易一项内容，丝绸始终是重要贸易物品之一，从内地运往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物品还有：布帛、马具。而从西藏运往内地除了马匹之外，也包括羊毛、羊皮、牛尾、毛毯、氆氇、麝香、药材等。沿着茶马古道前来内地传法的西藏高僧和前往西藏担负使命的内地大德同样络绎不绝，通过这条道路，两地的精神文明交流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藏族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引用古代谚语说：“来回藏汉两地的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意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不顾了。”“汉地的货物运到西藏，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些语句很形象地反映出茶马贸易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以及对加深藏汉民族友谊、促进民族团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茶马贸易与治藏政策

藏区有“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说明百姓对茶叶的依赖，而作为内地中央王朝来说，很早也有“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的说法，双方迫切的现实需要成为茶马贸易最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茶马贸易关乎边疆稳定和国计民生，而且还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利润，宋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茶马贸易，因此也出现管理该项事务的机构和“茶政”、“马政”，并同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治理结合起来。

宋朝时期与吐蕃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茶马贸易迅猛扩大，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在四川成府路设立“茶场司”，在秦州、渭州、阶州、文州等地设立招马司。在产茶地区设立“茶司”。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采用李杞建议，茶马并司，令提举买马官兼管买茶，以雅州名山茶专用于熙河博马。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卷，职官志）元朝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榷成都茶，在京兆（治西安）、巩昌（治甘肃陇西县）置局发卖，严禁私自采卖。次年设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试掌之。（《元史》卷 食货二⋅茶法）

明朝时期把茶马政策发展到极致，明史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明史》卷80）洪武年间（1368-1398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对茶马比较也作了规定：上等马一匹给茶120斤，中等70斤，小驹50斤。同时严格限制私自买卖，给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部落首领发给金牌信符，上写“皇帝圣旨”，左边写“合当差发”，右边写“不信者斩”。明朝还积极打击茶马贸易中的违法现象，明朝法律规定：“私茶出境者罪死，虽勋戚无贷。”（《明史》卷92兵志四⋅马政）尽管如此，也很难阻止一些商人和官僚枉法牟利的欲望。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即是如此，当他私贩茶叶活动被揭露后，朱元璋大义灭亲，处死了这位驸马爷。茶马贸易为推行明朝在西藏实施的羁縻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加强了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

茶庄马帮抗日情

根据有关记载，解放前的专业性马帮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一般分为大锅头、二锅头、管事三等。大锅头是整个马帮的领袖，既要智勇双全，熟悉商情、风土人情和道路驿站，又能当家理财，管理好马夫、牲口和财物。马帮的大小按拥有牲口多少区分，5匹牲口为一把，5把为一小帮，设一小锅头负责。一个马帮少则几十匹牲口，多则成百上千。赶马人与牲口的比例，一般为4匹骡马配备一名赶马人。（申旭 “茶马古道－一段曾经消失的历史”，《人民画报》，2001年12月7日）由于茶马古道悠长和险难，常年在古道上跋涉的人都历练出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善于冒险的精神。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也埋藏着不足与外人道的辛酸，在马帮商人中有种说法：“在这条路上赚来的钱，除父母之外，别人是不应该享受的。”（刘伟、陈良杰《亲历茶马古道沧桑》，新华网拉萨4月26日电）

茶庄马帮以谋取商业利益为最终目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关键时刻，茶马古道上这些一向以不畏艰险，置生死于度外的马帮“锅头”和茶庄庄主们，却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谱写了一页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缅甸沦陷后，为了阻击日军向怒江以东地区进犯，我军炸毁了惠通桥，截断了当时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茶马古道担负起大西南主要国际交通动脉的角色。国外华侨和盟军援华战略物资，包括枪支弹药等，从印度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通过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驮队之手，经由西藏运往滇西前线。马帮成员来自藏族、纳西族、白族、汉族等各民族，他们既是商业上的伙伴，又是抗日战线上的战友。还有许多赶马人直接投鞭从军，成为抗日前线的战士，由于熟悉地形和道路，又会打枪战斗，他们得以在战场上发挥所长，献身国家。当时流传的一支赶马调唱道：“马铃儿响叮当，马锅头气昂昂。今年生意没啥子做，背起枪来打国仗。” 逼真地刻画出马锅头慷慨赴国的英雄气概。悠悠千年、绵延万里的茶马古道上，不仅树立起汉藏两地人民亲密一家的不朽丰碑，而且谱就了各族兄弟爱国团结的动人华章。

最近，中央电视台《茶马古道》摄制组经过艰苦努力和精心制作，将滇藏茶马古道上马帮、茶庄参与西南国际通道大运输、支持抗日战争的感人事迹搬上银屏，为人们了解神秘而具有传奇色彩的马帮生活，以及他们慷慨许国的英雄事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也让国际社会支援我国抗日战争、西南地区人民坚持抗战的历史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