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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吧,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回忆我的父亲于凤山在四川甘孜的战斗岁月(上)

于雁军 发布时间:2020-04-06 23:02:00来源: 中国西藏网

  序言

  值此十八军进军西藏7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5周年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此来缅怀那些为了解放西藏,为了西藏及西南地区的和谐、稳定、建设、守卫而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甘洒热血的戍边儿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那些革命老前辈响应党中央 、中央军委“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 的号召,义无反顾地随大军挺进西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坚守西藏、乃至康巴地区工作的感人故事。我父亲于凤山生前在耄耋之年仍然念念不忘在西藏和康区工作战斗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常常向我讲起他和他的战友们在西藏、康区战斗、建设、守卫的经历。1950年代,我父亲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甘孜做机要交通工作。他说:“我们机要交通人员那时候都很年轻,也就是20岁左右,甚至年龄更小。我们在高原极度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下,在托运“使者”牦牛的陪伴下,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冒着遭遇泥石流、雪崩、山崩、塌方、患雪盲、高原病的危险,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听了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我深受感动,决心把他们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谱写成的人生乐章写出来,让后辈儿孙永远铭记他们,永远怀念他们。我们一定要代代传承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革命传统,不忘先辈革命的初心,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建设好、守卫好祖国西南边疆,让格桑花开遍雪域高原。

  一、 肩负使命 进军甘孜

  父亲于凤山于1930年出生于晋北一个偏僻的山村,我曾祖父为地主家扛长工,我祖父一边务农,一边行医养家糊口。抗日战争后期,家乡来了八路军,抗日的烽火在家乡桑干河畔随之燃起。1945-1946这两年,大伯于凤舞与父亲先后参加革命队伍。父亲在部队表现积极,听党的话,思想上追求进步。在行军途中,他总是抢着为战友背枪、子弹带、手榴弹、背包等物品;到了驻地的时候,他不顾长途奔袭的劳顿,放下背包、枪,就忙前忙后地为伤病员、生病的战士打洗脚水,让他们泡泡脚,缓解一下长途急行军的疲劳。而且他作战勇敢,总是冲锋在前,表现出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因此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

  光阴荏苒,转眼间已经到了1949年,在这不平凡的三年里,父亲于凤山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不再是刚参加革命时思想幼稚的那个小鬼了,他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了起来,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连队指挥员。1949年,父亲所在部队华北补训兵团先后参加了一个阶段太原战役、平津战役的外围战斗,随即和其它几支大部队南下加入第二野战军序列,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在此期间,父亲从野战部队被选派到了驻重庆的二野军邮总局工作。从此,他与军邮结下了不解之约,在康藏线上从事军邮(机要交通)事业十年之久。

  1950年2月,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接受了上级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指示。当时,父亲在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军邮一站任机要交通组组长。一天上午,他们突然接到通知,集合开会。在会上,一位上级领导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已发出了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指示,进藏部队缺乏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尤其需要具备机要人员素质的党员干部,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入藏大军,为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引起大家思想上的强烈反应,内心十分纠结。一部分同志认为部队连年征战终于享受到胜利成果,况且很多人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都没能解决,都希望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后,或成家立业,或与家人团聚,过几天安逸太平的日子,因此产生的厌战情绪非常浓厚;一些个人问题较少的青年干部则对执行新的任务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西藏是个鲜为人知、赋予神奇色彩的地方,再者,革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雪域高原上见识见识未尝不可;大多数同志,尤其党员干部虽然心里有那么一丝的犹豫,但那种念头转瞬即逝,他们摩拳擦掌,纷纷写请战书,随时听从党的召唤。父亲的内心也在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他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15岁的山里娃,在革命队伍里,在党的悉心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机要交通干部。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心甘情愿舍家抛业,冒着枪林弹雨、生命危险,从北方一路打过长江,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可以说,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没有退却过。一切个人得失,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共产党员,应该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应该具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高尚革命情操。”想到这里,他内心感到极为惭愧。心想:“作为一名党培养的干部,怎么能够舍大义而顾小家?”他毅然奋笔疾书,写好了进军西藏的请战书,毫不犹豫递交了上去。

  几天后,父亲和其他战友要求参加进军西藏的请战书批下来了,他被分派到了十八军继续搞他的老本行——军邮。接到调令后不久的3月29日,他随十八军进藏北路先遣队从四川夹江县出发,踏上了向战略要地甘孜进发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艰难征程,从此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一路上他们一边剿匪,一边还要克服极端自然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可以说,他们“背着公路”进藏,为当地各族人民带来了新生和希望,也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铸就了不朽的“老西藏精神”。

  前方由于不通公路,再加上川西土匪猖獗,征粮、修路受阻,先遣部队不得不绕道新津、邛崃、名山,整整用了三四天时间,于3月31日、4月1日陆续到达了雅安。再向西行,已无公路,物资全靠人背,马、牦牛驮运。

  由雅安再出发时,部队总共只能带二十天的粮食。为确保这点粮食能坚持到甘孜,部队必须每天行程六十公里左右,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每个战士负重四十公斤上下,日复一日如此长途徒步行军,大家体力消耗极大。

  1950年4月11日,父亲所在的先遣队开始翻越海拔3437米的二郎山,它是进军西藏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这里气候变化异常,山顶有很厚的积雪,山上的蜿蜒小路泥泞不堪。加之高原空气稀薄,爬山时气喘嘘嘘,不时有人滑倒,衣服溅满泥水,还有人划破手脸,鲜血直流。父亲与战友们经过两天奋战,越过了二郎山。正是由于二郎山险峻、难以逾越,在人民军队以非凡的意志征服了二郎山、修通了川藏公路后,《歌唱二郎山》这首歌因之脍炙人口、久唱不衰、影响了我们几代人。

  行进途中,部队遇到的第一座铁索桥横跨飞仙关两岸。桥面上铺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左右摇晃得很厉害,人一踏上去感觉心脏咚咚跳得特别厉害,并且头晕目眩,更别说让骡、马、牦牛走了。情急之下,父亲他们只好卸下驮子,争先恐后把驮子扛过去,再驱赶着牲口泅水渡河。驮子轻的也有一百二十斤,重的达一百四十多斤,机要设备达到一百八十多斤。

  铁索桥不到两米宽,离水面竟然有二三十米,人踩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再扛上那么重的驮子,随时都有失去平衡掉下去的危险,场面极其惊险。可他们一路上却接连过了四五座铁索桥。最长、晃得最厉害的要数泸定桥。这座因当年红军十八勇士抢夺而闻名于世的铁索桥,长达一百多米,父亲他们连续过了三个多小时才过完。

  从二郎山到泸定桥,东西两面气候截然不同。下到泸定桥,在大渡河畔,感觉海拔骤然降低,就好像刚刚在山上过冬天,眨眼居然在大渡河边享受夏日的温暖。

  康定是进入藏区的门户,出了康定,向西进发,当地人称“出关”,意味着进入了藏区,也称为康区,海拔越来越高。进入康区的第一座高山是折多山。此山藏语为“居拉”,意为“肠子山”,因盘山小路弯弯曲曲状如肠子而得名。

  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百里之内荒无人烟,山上空气更加稀薄。尽管内地三、四月正是艳阳天,此地却冰冻三尺,寒风凛冽。父亲和战友们普遍有强烈的高山反应,他们呼吸急促,心跳过速,嘴脸干裂,还出现脸肿、眼肿、流鼻血、头晕等症状。经过艰苦努力,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进军途中这一座高海拔的大山。

  4月28日,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行程700多公里,最终北路先遣部队三千余人精神抖擞地进驻康区重镇甘孜。甘孜是进入西藏的东南门户,在支援进军西藏,特别在解放昌都战役中地位十分重要。

  当日下午,部队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先遣队三路纵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重镇甘孜县城——甘孜镇,受到甘孜县3000多各族群众、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包括国民党行政专员在内的一些旧军政人员也参加了欢迎仪式。4月的高原甘孜春寒料峭,寒气袭人,朔风彻骨。为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先遣队首长们率众顶风冒寒,露天搭帐篷扎营。但在当地一位头人的盛情邀请下,为了民族团结,首长们只好在这位头人家里住宿、办公。

  5月12日,父亲和其战友们在甘孜镇中山广场见证了甘孜县和平解放军民庆祝大会,5000多名各族群众身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参加了庆祝活动。当时甘孜县总人口35307人,城区总人口3789人,能有如此多的群众自愿参加庆祝活动,反映了苦难深重的各族民众渴望翻身、求解放的迫切要求。说明进藏部队在入藏后短短的14天里,部队始终保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爱戴。(中国西藏网 文/于雁军)

  

(责编: 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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