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了。1951年至2021年，时间已将过去70年。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我们阅读过去，展望未来，总有一些人和事涌上心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为了祖国的统一，党中央决定进军西藏，但进藏前，必须进一步了解当地事务，摸清情况迫在眉睫。

　　1950年2月1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在一封电报中特别提到：“西藏问题（包括对于散布在西康、川西北及云南境内之藏族问题）之许多政策，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调查，提出具体意见，获得解决。” 2月28日，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成立于四川成都东胜街一个旅馆里。起初，这个机构不叫政策研究室，而称为“西藏问题研究室”， 3月改称“十八军研究室”。政策研究室有20多人（后发展到40多人），其中李安宅等不少著名的大学教授经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推荐并批准随军进藏。63岁的藏语文学者谢国安就是在这一时期响应号召，不顾年老体衰，毅然从军，担任十八军研究室的藏事顾问。他比十八军军长张国华（36岁）、政委谭冠三(42岁)都年长。没有人统计过，但他无疑是目前所知十八军中年龄最大者。他与十八军将士一起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抵达拉萨。曾任西藏工委研究室顾问、十八军参议之职，在军司令部参与翻译重要文件材料。后来任藏干校教授。后调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教授藏文。1954年，他因严重的高血压病，不得不返回成都疗养。

图为上世纪50年代谢国安先生与孙辈的合影（喜饶尼玛提供）

　　1887年，谢国安出生在今四川省甘孜县绒坝岔。他的藏名为多吉卓巴，后因信仰基督教，取名Paul Sherap（人称智慧保罗，我们注意到此名带有藏文音译），汉名谢国安。10岁时，他离开家乡进入拉萨哲蚌寺学经。不久，谢国安离开寺庙，跟随藏商商队去了锡金甘托克、印度大吉岭的教会学校学习藏文、英文和梵文。后应孟加拉亚洲学会之请，到加尔各答参与校订《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他兼通藏、英、梵三种文字，熟练地用藏、英语会话。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返回内地，之后定居康定。此后一段时间在康定的国立师范学校任教，主持编写了多部教材，如《西康国语教科书》(8册)、《西康常识教科书》(8册)、《西康公民教科书》等。这套教科书编辑方法，系根据教育部颁“小学课程标准”及西康特殊环境，先编汉文，再用藏文译注，对民国时期西康教育发展和推广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他曾在西康举办的“县训班”担任藏文教员。当时著名学者李思纯曾在康定见过他，印象较好，认为他“居印度甚久，故能操英语等，现居康定，研习藏文甚深。”1938年，著名学者柯象峰到康定一带考察时，受到谢的热情接待和帮助。他在日记里对谢国安颇有赞词，10月9日的日记中提到“午时左右，谢国安君来访，托其购佛经数部。”几天后谢国安即将“购得之佛经十余部一一为之译名及指出出版处”。

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康定（孙明经 摄）

　　1939年，西康省成立，他被聘为顾问。一个时期，西康省政府的文件需翻译为藏文，均需谢国安等校正。1944年，在李安宅的邀请下，他与女婿刘立千受聘到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文的翻译与教学工作，同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资料参考。他是我国最早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之一。1946年与任乃强等人共同发起创立康藏研究社，并创办《康藏研究月刊》，同时也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特殊经历和学识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叹。

图为当年记者对谢国安的采访（喜饶尼玛提供）

　　据笔者访谈，当年他家有不少路过的学者前往拜访求教，家里经常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些国外的学者等因遇到许多难解的词句、名词和方言，无法解决，也慕名前往，向谢先生逐一请教。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就是在谢国安的帮助下，以《格萨尔吟唱诗人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在国际藏学界一举成名。他曾谈到：谢国安先生慷慨相助，允许我利用他的藏书，请让我在此向他致谢。在一些晦暗不明的段落上，他曾帮我阐释，因为书是用东部藏语（康方言）或古老语言写的……A. H. 弗兰克谈到柏林手抄本说“这部书没有人能翻译”，不是没有道理的。好多的字词、短语和词组，查字典都无法找到，更不要说去理解它的文体和那些有影射意义的故事、比喻和谚语了。”

　　1947年，美国加州大学雷兴教授来华大研修，拟从事藏传佛教仪轨方面的研究，缺乏资料。谢先生在浩如烟海的藏文古籍中为其无私寻找，摘抄译出许多资料，使其写成《藏传佛教的仪轨研究》，发表于加州大学学报。雷兴教授为此对谢先生感激不尽。1977年，法国艾尔费发表了一部轰动西方藏学界的巨著《格萨尔·赛马篇歌曲研究》，对版本及藏族诗律学、文体学、曲调、文化内涵等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书中大量引用了谢国安先生的研究成果。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的研究工作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指导。

　　一个叫孔贝的英国人与谢国安初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来访者就是智慧保罗，一个会说英语的藏人……不仅尊重自然界，也很重视道德，他讲述的完全是真实而客观的东西，没有夹杂丝毫解释评说或道德说教。” 在谢国安与孔贝见面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谢国安每晚都与孔贝聊上一两个小时。“每次，智慧保罗就坐在扶手椅里，拿着一根雪茄和一杯对于‘缺氧’地区人们来说很是珍贵的可可，完全沉浸在自己早年冒险故事的回忆中，或者细致准确地描述着自己的家乡人。”当孔贝告诉谢国安“除我之外，还有外界更多的人们对他的故事感兴趣时，他很激动地接受了我的想法，平时表情迟钝的脸庞也充满了兴奋之神色。”还将与其谈话记录，在伦敦出版英文专著《藏人论藏》（(A Tibetan on Tibet)），该书出版后引起轰动，被西方学术界誉为“最详实可信之作”。全书共分为十五个章节，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孔贝撰写，其余十三章均是其转述谢国安口述的故事，将青藏高原的气候、地质、植被、动物种群，以及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较为完整地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文献价值。

　　谢国安先生致力于康藏研究，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如《西藏四大圣湖》《康藏高原的顶部——羌塘》《闷域的起点拉达克》等。他是我国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先驱者之一。谢国安作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者，培养了一批后来者，最有影响者当属刘立千、郭和卿等。

　　1966年，爱国人士、藏学耆宿谢国安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参阅书目：

　　任新建、刘立千、陈宗祥：《四川藏学研究》（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王尧陈庆英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词典 》1998年6月第一版西藏人民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赵慎应：《张国华将军在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黄可：《为解放西藏特设的机构——18军政策研究室》，见《西藏党史资料》2000年第3期

　　李刚夫：《访“西藏问题研究室”》，见《西藏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