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8月11日，我在五十铃大卡车的晃晃悠悠中抵达拉萨。这次漫长的旅行，从老家山东开始，火车汽车一路颠簸曲折，到北京，到西宁，到格尔木，到唐古拉，最终看见了遥远的布达拉，从此我身心皆付西藏。

　　今年8月11日，我休假到了西宁，在无意之中又回到了开启青藏高原生涯的起点，那一年的7月底为了等待从北京托运的行李在青海呆了将近半个月。从青海湖到黄河边，从盛开的洋芋花到温暖的白帐房，我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与一位远去的藏传佛教大师不期而遇。大约在100多年前，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前往未知的拉萨。这一天，是我进藏30周年的纪念日，恰巧也是我的生日。

图为喜饶嘉措大师唐卡像

　　这位大师就是喜饶嘉措。大师当年离开家乡循化，到西宁，到拉萨，到南京，到北京，求学问道，辗转人生。追思大师的足迹，“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虽然所做业绩完全不能与大师相比，但生命活动的轨迹却很有相似之处，引发我去追寻、探究大师的修行之道。

二

　　喜饶嘉措的故乡在循化县道帏乡贺庄村。我们从化隆、尖扎沿黄河顺流而下到循化，黄河两岸都是裸露的黄土高坡，但从循化县城沿黄河的一条支流清水河上行不到30公里，却已是绿草铺地的青藏高原景色。贺庄的村民正在准备收割小麦，山坡上帐篷里传出阵阵山歌。当地群众听说我们在寻找大师的故居，都争先恐后给我们热心指点，村庄东南角那栋加盖了黄色金顶的房子即是大师出生的地方。

图为喜饶嘉措大师的家乡贺庄村

　　循化是个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它处在西北的核心腹地，在清雍正之前还被称为“边外地”，是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分界之地。然而循化又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交融之地，西边和南边是安多文化的重镇同仁和夏河，北边是化隆回族聚居区，东边是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聚居区。循化以撒拉人为多，但撒拉人来此时间并不算久远。有考证说，撒拉族来自西域的撒马尔罕，清人龚景瀚所著《循化志》称来自新疆哈密，大约在元末明初东迁至黄河流域。藏族和撒拉族是非常密切的“许乎”关系，也就是藏语“朋友”的意思。在循化的一天时间里，我们同行的几位藏族和撒拉族朋友不分彼此，互相都能用对方的语言交流。一位藏族朋友友善而幽默地讲了一个故事，本来藏族自吐蕃时代开始就居住在黄河岸边，撒拉人东迁至此先是把藏族称作舅舅，并劝导舅舅放牧牛羊太远太辛苦，还是把家搬到山上去好，于是藏族就陆续迁居到海拔较高的地方，撒拉人则在黄河岸边定居下来，但实际的海拔差距并不大，也只不过高了两、三百米而已。撒拉人勤劳吃苦且善于经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暴发时，据说循化县各银行的汇款突然增加了上百亿，都是在外经商的循化人逃离内地时寄回的。那些年我们经常在北京音乐厅旁的一家清真馆子吃新疆拉条子，这家饭馆就是循化两位撒拉族兄弟开的。

图为十世班禅大师故居

　　循化的5个藏族乡镇分布在相邻的2条山沟里。文都乡与道帏乡只隔了一道山梁，这里就是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2003年我曾陪同十一世班禅到文都大寺礼佛，到十世班禅大师故居看望大师的母亲，如今这里成为缅怀大师爱国爱教业绩的纪念馆。再次来到故居参观，突然发现墙上贴有一份2012年6月由我起草的悼念大师母亲的唁电，更是生发无限感慨。我给十一世班禅发了一段故居的视频，巧合的是他正在自己的家乡西藏那曲调研考察。十一世班禅迅速作了回复，并请我代向大师的亲属问好，他说时间过得真快，但那次到循化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本来完成参访准备原路返回西宁时，还因泥石流突发临时改变线路了呢。

　　在循化这样一个如此偏远闭塞的小县，竟然前后相继涌现出两位藏传佛教的大师，而且都成为爱国爱教的典范，真是实属少见。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还会发现，喜饶嘉措向国民政府力挺循化出生的孩童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似乎能看出些许特殊的脉络。喜饶嘉措大师曾说，循化这个地方，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亲密团结、友好相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一种教派针对另一种教派的武装械斗、民族仇杀和宗教战争。恐怕这种文化熏陶，才是循化出现两位大师最深厚的历史底蕴。

三

　　坐在贺庄村的草地上，村民们给我们介绍说，山的背后就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甘加草原。身临现场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喜饶嘉措先是进了拉卜楞寺学经，后来又到了拉萨哲蚌寺果芒扎仓学经。

图为哲蚌寺果芒扎仓

　　拉卜楞寺是第一世嘉木样阿旺宗哲修建的。阿旺宗哲是夏河甘加人，在拉萨哲蚌寺果芒扎仓学经期间，戒律严谨、博学智慧，著作等身、弟子众多，成为一代大师并出任哲蚌寺堪布。后回家乡夏河创建拉卜楞寺，这里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成为格鲁派果芒学派的另一个中心。果芒学派是与班钦、杰尊并列的格鲁派三个重要学派之一。受拉卜楞寺的影响，果芒学经体系在安多地区分布广泛，辐射到周边的阿坝县各莫寺、松潘县毛儿盖寺、若尔盖县达扎寺等众多寺庙。

图为古雷寺喜饶嘉措大师的修行地

　　与拉卜楞寺只有一山之隔的古雷寺也属果芒体系，是喜饶嘉措出家的地方，寺庙与贺庄村遥遥相望，只有3公里左右的距离。寺院上方建有喜饶嘉措当年的修行地，在寺庙东北侧建有喜饶嘉措纪念馆。十世班禅大师曾三次专门到古雷寺礼佛，并主持纪念馆落成开光典礼。纪念馆坐落在苍松翠柏之间，我正在纪念馆内仔细参观时，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介绍喜饶嘉措大师的事迹，原来是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的老友程颐工先生，他是研究喜饶嘉措的学者，碰巧他随青海省政协委员调研组来这里学习，于是他顺便给我们做了专业的解说员，他对每一幅照片、每一件物品、每一个故事都如数家珍，喜饶嘉措大师的形象瞬间就在我的脑海中生动呈现出来。

图为喜饶嘉措大师设计的古雷寺全图

图为喜饶嘉措纪念馆

图为喜饶嘉措大师的僧帽

　　喜饶嘉措16岁离开古雷寺到拉卜楞寺学习，5年之后再到拉萨哲蚌寺果芒扎仓学经。32岁时参加辩经大法会，获得格西拉然巴第一名，由此名声大振，“全藏学人推为宗匠”。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喜饶嘉措担任了佛教文献的校勘事务，特别是后来主持整理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这是对喜饶嘉措佛学造诣的认可，也是对果芒学派学术水平的肯定。拉卜楞寺至今仍然保持着优良的学风，十一世班禅的经师加羊加措先生是拉卜楞寺的高僧，也是目前果芒学派学问最高的学者之一。拉卜楞寺还保持着清净庄严的教风，我的好朋友、拉卜楞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金巴啦对此格外自豪，不时还要调侃我一下，“你们那里有些寺庙、有些僧人有点调皮喔”。进了僧团就要以戒为师、如法如仪，修习佛学就要安住身心、历经磨难。喜饶嘉措就曾发出感慨，“有些寺院房子修得多了，寺院周围也新修起玛尼转轮了，寺中喇嘛财产增多了，但这并不等于佛教发达了，它与佛教没什么关系，佛教发达与否视教理和行持之研修。”这些话至今听来仍值得回味和思考。

四

　　喜饶嘉措大师最为生动的一张照片是与毛主席的合影。大师坐在前排，扭过头来正与主席谈笑风生，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据说，主席向喜饶嘉措请教佛教的“轮回说”：怎么能让人相信真有轮回呢？大师反问：你今天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吗？主席说：看不见。大师继续：那你相信明天会有太阳吗？主席笑了：我明白了。

图为喜饶嘉措大师与毛主席合影

　　一个人的命运常常是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喜饶嘉措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在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府拉萨、中华民国政府的首府南京、新中国首都北京等三个重要城市学习生活，始终处在政治运动的中心和风云变幻的焦点。喜饶嘉措大师的家国情怀、远见卓识和无上智慧在几个重要的历史关键点上展示出来。

　　21岁的喜饶嘉措刚到拉萨时，正是英国人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西藏沉浸在一片悲伤无助的氛围之中，这对年轻的求学者产生极大的冲击。喜饶嘉措在政治的角力中无能为力，只有沉下心来苦读经书，12年后终于一鸣惊人获得拉然巴学位，算是对那个世道的不屈抗争。然而随着赏识自己的达赖喇嘛去世，退居哲蚌寺讲学著书的喜饶嘉措再次感到了西藏的局势动荡和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在与弟子、国民政府“西藏巡礼团”的中央监察委员黎丹交谈时发出了“世事纷乱，不如归去”的感慨。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请，喜饶嘉措最终下决心于1936年经印度、香港回国，后经上海抵达南京，并被礼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五所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老师。

图为喜饶嘉措大师受封“辅教宣济禅师”

　　这是喜饶嘉措在52岁时迈出的一大步，从此他站在中华民族全局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的命运、来处理西藏的问题。抗战时期在青海等地视察寺院宣传抗战，翻印多份宣传品寄往康藏各地；致函国民政府排除干扰，早日宣布官保慈丹为十世班禅并进藏坐床；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处理蒙藏地区事务，到拉卜楞寺致祭圆寂的五世嘉木样活佛，被国民政府封为“辅教宣济禅师”。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中国诞生时，喜饶嘉措审时度势，没有随溃败的国民党去往台湾。随后和平解放西藏势不可挡，喜饶嘉措再次挺身而出。从1949年冬到1950年秋，喜饶嘉措先后从西宁、西安、北京分三次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亲自向西藏发表藏语广播讲话，讲述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宣传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无限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阿沛•阿旺晋美，这位百岁老人在中国各民族群众中家喻户晓，我非常有幸在他生前多次到家中拜访，他本人正是喜饶嘉措大师的俗家弟子。阿沛老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说：“当1949年全国大陆基本解放，西藏的最后解放也势在必行之际，大师响应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当时由于通讯设备及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对大师的每次广播讲话，不是都能听得清楚和完整，只能听个大概，但大师的声音却能听得十分真切，从而在大师当年的学生和朋友之间互相转告，庆幸大师还健在。仅凭大师几次广播讲话的内容，和带有浓重安多乡音的真切无误的话语，就在相当众多的西藏各阶层人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和稳定作用。”1959年西藏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后，喜饶嘉措愤怒谴责“叛乱破坏了西藏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也破坏了神圣的佛教”，指出“西藏独立”是毫无理由的白日说梦，坚决支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平息叛乱，鼓励各族人民把西藏建成人间乐园。回头检视历史，喜饶嘉措的明确选择、坚定勇气和特殊作用，值得后人赞佩。

五

　　京城古刹广济寺，是繁华都市里的一片净土。1952年11月，中国佛教界的著名活佛、法师、居士，包括虚云、喜饶嘉措、圆瑛、能海、法尊、赵朴初等倡议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成立，喜饶嘉措大师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4个月后因会长圆瑛法师圆寂，喜饶嘉措被推举为代理会长，1955年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二任会长。直到1964年在文革前夕返回青海，喜饶嘉措大师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在北京工作生活长达12年，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诠释着佛教的理念与修持，他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佛教界的代言人。

图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址广济寺

　　谦卑与和善，是佛教的根本。1938年喜饶嘉措在重庆佛学社演讲时说，“我们目前共同所处的时代环境，最切要最合适的莫如‘四摄’。四摄者，第一为布施，布施则不争，不争则不乱。”后来做过喜饶嘉措汉藏翻译的杨质夫先生在1934年随国民政府“西藏巡礼团”到哲蚌寺第一次拜谒喜饶嘉措时，不仅为大师的学识所倾倒，更感“其人性情温和，态度恳挚，颇能感知其学问之宏博，于其言辞之间可见一般”。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首都各民族代表和在北京的全体藏族人士1100多人欢聚在中央民族学院，喜饶嘉措不以佛教大师的身份自居，而是谦逊地以“藏族老沙门”身份，祝贺西藏自治政权早日诞生。

图为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

　　慈悲与和平，是佛教的要义。在古雷寺喜饶嘉措纪念馆，我们看到一幅联合签名锦缎，这是喜饶嘉措发起的“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告世界人民书”签名。大师在担任中国佛协会长期间，正是世界局势动荡变幻之际，他在任何一个场合都积极宣扬，“和平是人类生活的营养，它是人类幸福繁荣的根源”，呼吁佛教徒“为了正义，为了和平，为了人类的良心”作出贡献。他发表《一个虔诚的心愿》，“不去压迫他人，是最善良的品质，也是能够保卫世界和平的大英雄”；他同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佛教徒发表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他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欢呼，“胜利是从艰难中得来的，停战协定的签订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他率领中国佛教徒代表团访问缅甸、尼泊尔、柬埔寨、斯里兰卡，共同促进人类的理解与和平。

　　宽容与和顺，是佛教的主张。我们都熟知习仲勋“七擒”项谦的统战佳话，毛主席曾对习仲勋说，“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喜饶嘉措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项谦是青海省尖扎地区的千户，因不明世情发动武装叛乱，妄图阻挠青海的解放。习仲勋从西北地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长远考虑，没有采取简单的军事进剿，而是赞成喜饶嘉措“继续争取”的主张。派出人员先后与项谦及其代表谈判17次，喜饶嘉措本人就3次进入尖扎地区亲自做工作，最终劝说项谦向人民政府投诚。

　　证悟与和美，是佛教的愿景。1937年，喜饶嘉措到达南京后曾作关于佛学的演讲，在讲到佛教的觉悟时曾说，“自己从一切怖畏中解脱，解救他人于怖畏，施行大悲无有偏私，做一切利益及未利益的事”。喜饶嘉措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不仅自己通达佛法、辨识无碍，而且希望“佛教重新振兴起来，脱除一些旧的不良的积习，注入一些新的适合时代的精神”，不遗余力地推动“人间佛教”建设，成就“庄严国土、利乐众生”的大行。

六

　　如果说前往拉萨是一种信仰，那么回到内地则是一种信念。喜饶嘉措在知天命之年作出的决定虽然困难，但没有犹豫。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去世，九世班禅回藏的受阻，西藏政事的混乱，英国人的觊觎染指，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疏离等等，都给西藏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阴影。喜饶嘉措的内返，突然在西藏上空划过了一丝光亮，成为内地和西藏甚至西方人关注的焦点。大师在印度加尔各答准备登船回国之时，曾经指挥英军攻打拉萨的荣赫鹏来到船上，试图再就劝说大师赴英美做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喜饶嘉措坚定地拒绝了，“已先受中国之聘，不能不如约入京”。

图为抗英遗址曲米辛谷

　　秋日的冷风中，我又一次站在了日喀则的曲米辛谷，在这座英军入侵西藏时留下弹痕累累的古堡前，遥望喜马拉雅的连绵雪山。喜饶嘉措大师当年正是从拉萨途径这里，从亚东再到印度大吉岭，一路风霜、无畏前行。远方的路虽多歧途，大师的心却异常明澈。（中国西藏网 文/尼玛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