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附着于青铜器等文物上，或隐匿于灰烬之中，通过微痕分析、丝蛋白分析等科技手段，考古学家在多个“祭祀坑”中发现了丝绸。这是2019年再次启动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1号坑和2号坑，几十年来，每一次新的重大发现，都在将公众的思绪拉回几千年前，不禁再次思考：我们的先人做了些什么？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又如何形成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并演进到今天？

　　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随着三星堆更多丝绸的发现，将更加有利于我们去解读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而说到考古出土的丝绸，我们不妨把视线拉回到千年前的西藏高原。

　　1800多年前的一天，大漠黄沙风云起，古象雄王国一位身份显赫的贵族去世。入殓仪式上，遗体头部轻裹一块“王侯文鸟兽纹锦”，黄金覆面。盖棺之后，深埋黄土。

　　2008年，一起交通事故，竟意外地让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寺附近的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墓中的锦缎丝绢被当地村民和僧人悉心保存，为几年后考古学家正式发掘并研究墓主人身份提供了答案。

　　“王侯文鸟兽纹锦”具有明显的汉代中原风格，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上面织有汉字“王侯”。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曾解释道，此类丝绸也曾在新疆、甘肃敦煌、青海等地的考古遗迹中出土，一般被认为是由中原官方或地方织造机构制作，或作为赐予边疆地方王侯贵族、部落首领的赏赐性物品，或作为专为边地制作的高级消费品输往边疆地区，其传入西藏西部，是汉藏早期交通和文化交流强有力的物证。

　　除了故如甲木墓地，考古学家们在曲踏墓地、曲龙遗址、皮央东嘎遗址等一系列象雄时期的墓地和遗址中，发现大量带有中原汉地和南亚风格的文物，这有力地证明了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去往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南亚诸国的重要通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藏考古队队长仝涛博士认为，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进一步证实，西藏西部地区古代交通网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西藏，除了西部的阿里地区，东部的横断山脉地区，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棺墓，年代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绵延至东汉，它们的出现与研究更加印证了中原与西藏其实自古就有相当密切的往来。

　　今年5月，一件蓝绿地黄花斜纹经锦引得世人瞩目，它出土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班戈县门当乡的墓葬群，是藏北首次考古出土的丝织品。这件隋末唐初的文物，保留了唐朝“昙花一现”的斜纹经锦织造技法，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流的产物。

　　无论是三星堆出土的丝绸，还是西藏出土的丝绸，都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有力物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道路相通、民族相融、文化相连。近年来，西藏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成果频出，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更好地反映西藏历史文化与中华文明血肉相连的关系，勾勒出西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国西藏网 文/李元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