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

　　统筹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统筹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涉及多系统的升级与系统间的协作，重在促进产业链价值升级，具体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依据资源禀赋等要素，在传统与新兴产业之间动态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一地一策”。一方面，依据因地制宜原则，稳步促进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精准选择新兴产业。当前，传统产业已成为维系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的支柱，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要素价格扭曲、价值链低端锁定、环境污染严重等结构性问题。要摆脱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运用科技创新，直面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关键痛点与阻点，精准加强要素投入，规避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引发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培育与发展新兴产业重在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实体产业，需要各地区考虑资源禀赋等支撑条件，恰当选择新兴产业具体赛道，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是降低新兴产业发展成本的重要条件。依据地区要素特征，确定传统产业的优势与不足，选择适宜发展的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不仅会减少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成本，降低潜在的系统风险，推动新兴产业形成稳定产业链与供应链，而且也有助于扩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进而增强传统与新兴产业之间发展的乘数效应，实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收益的最大化。

　　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制定地区产业链价值升级策略，引导与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一是推进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应补齐“断点”，打通“阻点”。应从地区产业链价值升级出发，理清技术链、信息链、人才链、供应链的“断点”“阻点”，找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和瓶颈，有针对性地制定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策略。二是以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共同攻克关键技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发挥技术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溢出效应，提升产业链的技术含量。三是加强产业链的内外联动。地区内部各环节的产业链应有机衔接，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加强合作，建立产业联盟或产业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和市场共享。同时，拓展产业链的外部链接，吸引外部资源和市场需求，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

　　直面阻点与痛点，激活各类经营主体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动力。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本与研发投入，需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上游的优势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材料和技术支持，而民营与外资企业则可以通过加工制造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为此，可以发挥国有企业在资本与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民营与外资企业在市场机制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引入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参与。与此同时，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可以通过股权投资、经营合作与战略联盟等方式，共同推进产业链条载体向多元化发展，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和市场共享的新方式，形成促进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例如，可以推动形成一批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专精特新”企业，打造落实地区“一地一策”与“一链一策”协同发展的微观载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国家政策的双重优势，促进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创新。

　　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居民消费绿色化、高端化与健康化，有助于扩展高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需求，加快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向高技术与高价值演进。以电子消费品为例，消费者对智能手机等高端电子产品需求的增加，不仅会带动高端电子产业及其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也会带动传统家电产品向智能家居转变的需求，增强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乘数效应。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采购升级，是推动传统与　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加大绿色化与数字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公众使用新兴产业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培育与壮大新型消费的重要基础。政府采购能够直接从需求侧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也会形成向市场传递传统产品亟须转型升级的信号效应。

　　完善统筹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支持政策体系。前瞻性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对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应用前景还不清晰，可能会出现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加剧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增强等市场失灵现象，需要以协同发展为导向出台政策体系。以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因地制宜做好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设计，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最高的收益”的制度保障。各地应结合地区资源禀赋等要素，以国家重大战略为“靶心”，主动参与区域合作，推进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形成以化解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系统性风险、效率提升与价值链升级为抓手，形成以激励型、信息型与约束型为工具，以中央地方互动为基础的政策体系建设。同时，应出台促进科研转化的政策，推动构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和平台，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作者：韩超、柳志南，分别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大连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