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仁加布 男，1961年出生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西藏西部阿里历史、文化、宗教和藏传佛教噶举派历史等方面研究。曾出席第九、十、十一届国际藏学研讨会，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并多次出访奥地利、瑞士、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德国、挪威、 美国、加拿大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学术成果：

《阿里史话》/汉文/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发行

《次仁加布文集》/藏文/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发行

《阿里文明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发行

《藏传佛家噶举派》/汉文/ 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发行

《雅拉香布山下的文明》/合译/藏译英/奥地利维也纳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发行（荣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译著类三等奖）。

编者按： 日前，本网记者在拉萨专访了次仁加布研究员，他就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宗教问题及中外藏学研究的现状谈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的文字稿。

记者：请介绍一下民主改革前后宗教在西藏的社会地位情况。

次仁加布：西藏宗教原来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从八思巴开始的。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格鲁派的政教合一制度达到了顶峰时期。由于它是政教合一的，在宗教方面就有很多特权。一个就是把广大人民的精神束缚住了，人们的头脑只能有一种想法，就是宗教。除了这个以外，不能有别的想法，不能接受别的文化，不能接受别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因为利用宗教来统治，人民就会被软化，就非常好统治。如果不那样的话，人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就会危及到他的统治地位和种种特权啊，所以民主改革前，完全是用宗教来控制人民，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民改以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西藏人民从这种奴役化的思想中解脱出来，可以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了。一个人想信什么就信什么，佛教也好、苯教也行，而苯教原来是受到压制的。同是藏传佛教，信哪种教派都可以，比如宁玛派、萨迦派，而以前只能信格鲁派，它是拥有统治地位的。同时，现在人们还可以改教派，原来信苯教的，现在改信宁玛派也可以。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昌都芒康有一个信基督教的地方，在那里，同一个家庭里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的信仰，有人信基督教，有人信佛教，而有人信苯教，这在民主改革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对僧人阶层而言，民改前他们其实和普通民众一样，本身没有任何决定权，是被动地掌握在别人手里，寺院住持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现在寺院都实行了民主化管理，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僧人的命运就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是他们自己来选择的，他们认为谁最合适，谁最有能力，谁是最好的，都可以自己来选择，一切都是由自己来决定。从宗教教职人员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第三，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了法律的保障，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原来民改前是没有这种保障的。现在人民群众就可以放心了，我的信仰是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没有法律保护，人们还是会害怕啊，不知道中间会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又任人宰割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里、教育法里等方方面面的法律，都有涉及到如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这也是和民改前非常大的不同。

第四，就是实实在在地保护宗教文化。近几年，中央拨了很多钱维护文物。比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三大文物维修工程。这么大的工程在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除此之外，像佛教的经典《丹珠尔》这类大的文化工程，我们这边也有印经院，非常大。当时是13世达赖喇嘛想印经，但没有实现，现在都做到了。我们西藏社科院的古籍出版社就是专门出版藏文典籍的，这些典籍的真本、孤本、善本，不断地挖掘、整理、出版。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保护佛教文化。国家还拨了大量的款项维修寺庙，也等于就是保护了民众的宗教信仰。广大信众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

第五，就是宗教的教育方面。民改前的寺院教育是完全封闭的，而且子寺和母寺之间有非常森严的等级管理制度。现在，这种等级管理制度被打破了，国家投资建立了西藏佛学院，寺庙里的年轻僧人可以到那里接受正规的佛学教育。在那里学完了还可以到北京的高级佛学院继续学习，学院非常重视培养人才。这些都是社会化、学院化的管理，而不是经院化的管理，可以真正受到正规的佛学教育，学到很高的佛教教义，而且完全是自由的受教育的模式。另外就是培养德高望众的高僧，他们有的当上了佛协的会长，有的当上了政协委员，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这些都是民改前所没有的。

这几方面都是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尤其是那些有偏见的人了解。让他们了解，过去的西藏宗教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西藏宗教又是什么样的。

记者：你“十年磨一剑”的《阿里文明史》影响很大，请谈谈创作感受。

次仁加布：我确实是用了10年的时间，把阿里的各个地方都跑了7、8遍。车到不了的地方就骑马，有时候是很陡峭的峡谷，非常危险，我连看都不敢看，只能闭着眼睛，用手牢牢地抓住马鬃走。马是很有经验的，即使有一只蹄子踏空掉下去，用其他三只蹄子赶快调整一下，就又往前走了。很多时候去下面调查，当天赶回不来，就只能睡在露天，吃糌粑充饥，喝河水解渴。就这样，我跑遍了阿里的85座寺庙，逐一研究了这85座寺庙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用藏文写下了整个过程。

自从我出国和西方人合作搞研究以后，就掌握了许多他们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就必须下去做调研，真正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我本人是阿里人，在语言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生活方面也能适应，好几天就吃糌粑，或者好几天都吃风干肉，也没有问题。当然，这是非常艰苦的调查，回来后还要整理录音资料、典籍资料、照片资料等等，然后才开始思考，构建阿里的文明体系。《阿里文明史》的一个特点是写出了它的整个历史脉络。其实世人对阿里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原有的一些阿里的历史也是各说各的。记者去了从记者的角度去写，作家去了用作家的视角去写，诗人去了用诗人的风格去写，是很不统一的。我是翻了各种典籍，又去搞田野调查，把从古至今实实在在的历史说清楚了。《阿里文明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前的历史几乎都是由清一色的僧人学者写的，除了一些贵族以外，俗人学者写的很少。僧人写的就不会注重世间的文化，但其实民俗是非常重要的。好多都是口头传承的，没有文字的记载，我就从研究的角度把来龙去脉记录下来。比如，阿里的风俗、习惯、服饰等，包括很多牧区部落的东西都梳理了一遍。阿里有上百个部落，这些部落的文化、历史，包括他们独特的宗教信仰，世世代代继承下来的游猎文化，都写进去了。

目前，《阿里文明史》还只有藏语版，也有想法要译成汉语版和英语版。最开始时是想用汉语写的，但是研究西藏西部，包括阿里、拉达克，还有普兰王朝、古格王朝等，这一系列王朝的历史，西方人接触的早，从乔马开始就接触，然后是弗兰克等人，这些著名的藏学家都是最早到达拉达克的，可以说在研究西藏西部这一方面，他们是走在我们前面的。用汉语写，这些人看不懂，所以我才用藏文写，而且用藏文写更能显示出它的价值。《阿里文明史》出版以后，在世界上是有反响的。以前谁都不知道阿里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西方人虽然也研究拉达克，对阿里的情况知道的多一些，但是他们没有实地调查的机会。这本书填补了阿里文化的空白。我与接触过的国外学者经常联系，他们确实也是这样承认的。西方研究西藏西部的学者，他们很容易就能翻译成英文，但是翻译成汉语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有汉族和藏族合作起来才行，如果只是从表面翻译的话，它的价值就没有了。

现在我还准备写古格王朝，包括古格王朝的历史、文化、经济、军事等，这样一个世界上也不多见的七百多年的王朝，从十世纪到十七世纪，它留下那么古老灿烂的文化。去年，我参加北京藏学研讨会，拿出一个阿里的壁画，西方人看了就非常惊奇，说前、后藏都没有，为什么阿里会留下底蕴这么深厚的文化艺术，世人都还不知道。这种文化本身的客观存在性和世人不知道的这种距离，如果要想缩短，任务就落在我们头上了。

记者：你曾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对中国藏学研究在世界的地位、前景，有何看法？

次仁加布：其实，对藏学的概念和范围都有些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所谓的藏学就是研究藏族的传统文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上有些高僧、大译师也可以算是藏学家。只不过西方人是以不同于西藏的文化和背景来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的。而藏族人本身就一直在研究，早就开始在研究了。藏学研究不是从西方人开始的，西方人属后辈，和我们一千多年的研究差远了。我们过去的藏学家，比如一生中有120多部经集的大译师，这样的人全世界也不多，这就说明他学问的程度了。现在我们不同于他们的是，新一代的藏学研究者，还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比如汉文化，学汉族的历史、语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吸收了，这是原来的学者所没有的。而且，我们也接收了西方的现代文化。这样，我们就既接受了传统文化，又接受了现代文化，还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多角度地来研究藏学，这就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藏学家和历史上原来的藏学家的差别。这是我们国内的情况。

西方人说21世纪是藏学的世纪。因为藏学有那么多未开发的典籍，那么多底蕴丰厚的文化，世人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很多西方人就说，我们研究自己的文化已经研究透了，你们有那么丰富的文化还放在那里。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式的文化，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在感兴趣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好好地去研究。他们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认为必须要先学习藏语、藏文，然后再去搞藏学，不懂藏语的藏学家就犹如隔靴搔痒，只能做表面的研究。所以下一步，如果我们要走向世界领先地位，其他民族的藏学研究者学习藏语、古藏文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研究藏学。在去年的北京藏学研讨会上，有人连放的藏族歌曲都听不懂，藏文的资料也看不懂，那你怎么做研究。同时，我们国内的藏学家也确实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要吸收外来文化，不能仅仅认为有了自己的传统就行了，要开拓眼界。比如你要研究西藏历史，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你都要学习，把西藏的历史放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去研究。

藏学的故乡在中国，发源地在西藏。我们就生活在它的发源地，拥有很深厚的文化根基，这是西方人所不具备的，像《阿里文明史》这样的书，西方人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条件，比如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掌握阿里的方言等等。我们只有立足于自己的长处和强项，把实实在在的成果拿出来，才会有人服你。这样坚持下去，走在世界的前沿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录音整理：王飞/吴清兰）

(文章原载于2009年)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