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向科学进军”，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西藏地区和横断山科学考察正式列入57项重大任务，由中国科学院主导。同步进行青藏工作的，尚有一系列兄弟单位，包括国家测绘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地质矿产部、石油工业部等等。各职能部门所开展的，皆为常规基础工作：在大片空白处圈点标注。勘测绘制的重要成果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问世的，正当其时地为青藏科考队提供了罗盘和坐标——青藏高原1：10万航测地形图，1：100万地质图及重点矿区地质图、地层图，诸如此类，第一时间拿到手，就在帐篷里指指点点，在野外按图索骥。

　　国家气象、水利和地震等部门在高原面上相继布设了观测网点，开始获取基本数据资料；同属高原的川、滇、甘、青、藏各省区科研机构也都没闲着，尽管多以应用研究、服务于当地生产建设为主，但历年积累的信息资料何其宝贵，每当科考队员拿到那些简装油印本，无不如获至宝。当几十年后气候环境变化成为热点，作为现代地表过程研究的参照依据，旧资料不仅仍然有用，而且价值更高了，作为“有记录以来……”，为多学科领域专家所借助。

　　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实施期间，仅在中科院，就连续组织了一系列青藏高原科考活动——

　　1957年，配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贡嘎山登山科考。

　　1958年，施雅风率队开展祁连山冰川考察。

　　1959—1960年，配合国家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46名科学工作者在以珠峰为中心的7000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综合考察。

　　1959—1961年，中科院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综合考察队，主要活动在川西和滇西北一带横断山区。

　　1960年开始进行青藏公路沿线冻土考察，并在藏北腹地土门格拉建立冻土定位观测站。

　　1960—1962年，“西藏综合考察队”10多个专业100余名科考人员，分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沿线调查，外延至东部黑（黑河即那曲）昌（都）公路和西部新（疆）（西）藏线，同时考察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

　　1964年，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以冰川学家施雅风和地质学家刘东生为领队的科考队阵容空前。

　　同年，中科院兰州冰川所派员赴西藏波密境内，首次开展泥石流调研。

　　1966—1968年，第二次珠峰登山科考中，刘东生和施雅风再度联手，兵分两路：一路面向珠峰地区，另一路前往藏东南林芝地区调研，以发展农业、开发资源为目标。

　　将帅人才就在这一系列考察活动中历练而成，到1973 年组建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时候，理所当然成为中坚力量。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集合起各路盟军，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各得其所又相得益彰，这一点，构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青藏研究一大特色。

　　另一显而易见的特色，是新创建的登山科考模式，即登山运动加科学考察。该模式颇富中国特色，体现了举国体制的优越。首倡者是谁？贺龙元帅。这位戎马一生、为新中国诞生建立了殊勋的老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了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副总理中分管科研工作的又是哪一位？聂荣臻元帅，他后来还兼任了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所以说，战场转换，风采未减，一声令下，迅速集结，延续的是战争年代协同作战的传统。登山科考首开先河在1957年，并且新成立的中国登山队首次独立登山活动也在同一年。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或说是激励因素需要略作交代：此前一年，中苏联合攀登西昆仑主峰慕士塔格，当登顶成功，举国欢庆之时，有偏见的西方媒体说了风凉话——中国人“是被苏联人扶上去的”。这类嘲讽若是搁在今天，或许未必介怀，但在那个特别强调争气争光的年代大不一样，尤其此言其实果真触及“痛点”：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中国人参加的中、苏境内多次攀登活动，均以苏联为主导。有鉴于此，决意甩掉“东亚病夫”蔑称的贺老总，一手推动了中国登山队和中国登山协会的创建，并决意尽快组织一次中国人独立登山活动，且以工人阶级打头阵，目标锁定横断山主峰贡嘎山！邀请科学工作者参与的创意，正是由贺老总适时提出的。大意是：登山仅仅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登上峰顶报道一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有了科学考察的内容呢，就不会有完结，意义又大又长远。贺老总在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要给每座山峰做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这番话是几十年后从“老青藏”们那里听来的，“多亏了贺老总高瞻远瞩”，每说起依然心怀感佩，多少人最初的青藏经历，无不与搭上登山队“顺风车”有关，从而结缘终生。

　　落实贺老总指示，尝试迈出第一步，登山队特邀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崔之久（地貌）、马文甫（地质）、丁行友（地球物理与气象观测）三位随队考察。

　　竺可桢先生参与了指导。身为中科院副院长，正在密切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正为国内将要开展的现代冰川研究做准备，所以在约见崔之久时，主谈冰川。现今的崔老，那时多年轻啊！24岁，两年前才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因为学业优异，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读研究生。身体好、业务棒，被选中已是心花怒放，接到竺老约请，受宠若惊又大受感动。一番谈话后，就将专业方向从黄河研究转向冰川学。竺老教他如何进行冰川观测，送他一本英国人描写1921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图书，扉页题词：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竺可桢。

　　贡嘎山壮丽的冰川是最初的课堂，唯一教材是苏联专家编写的《现代冰川考察指南》手册。照本宣科，崔之久按照手册提示的各项要求一一测量记录。

　　然而，贡嘎山第一课，却是雪崩洗礼，濒死体验——

　　1957年6月某一天，登山队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三个结绳组共15人行进在海拔5500米山道上。阳光照耀在高耸而辽阔的雪原，世界晶莹且寂静。积雪厚度1米多一点，崔之久所在小组在前开道。一条尼龙绳拴在腰间，依次5个人，崔之久第二，前有组长初懋孔，后有同事丁行友，新华社记者张克松殿后。人们屏气敛声，因为冰雪世界脆弱，哪怕阳光下融溶到一定程度或一小点儿声响扰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当快速穿过一条雪崩甬道时，崔之久一眼瞥见上方的雪壁有异动，只来得及惊呼一声“雪崩”，连人带声音已被铺天盖地的溃雪卷裹而下。——来势迅猛，雷霆万钧，猝不及防，这就是雪崩。

　　感觉到翻滚停止，崔之久手脚并用钻出雪堆，只见不远处刚刚脱险的记者不失时机地举起相机，抢拍到崔之久爬出险境的镜头。这时，才发现已下跌数百米，置身于半山腰一个冰洞口。隐约听到哪里传来呼救声，崔之久赶紧向后一扯，只拉出一截绳头——拉力为1200公斤的尼龙绳已然绷断；向前一拉用上力了，遂拼了命地拿双手去刨，又嫌速度太慢，改用冰镐，忙乱中差一点儿出错，差一点儿刨到脸上——一张因憋气呈紫酱色的面孔。初懋孔获救，而身后的丁行友，却因并未随雪崩席卷而下，原地掩埋过深，牺牲了。丁行友是北大地球物理系助教，牺牲时那样年轻，前不久路过雅安时，还被同伴们簇拥着去看望他在雅安工作的未婚妻，那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夜晚，年轻人热热闹闹开了一大堆玩笑……归途中少了这一人，崔之久甚至不忍向雅安方向再看一眼。

　　少了的不仅是这一个人，此次登山科考总共牺牲了4 位队友。这项事业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它严峻到残酷的一面。是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崔之久考察成果《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一文于1958 年发表在《地理学报》24卷第3期，被视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第一篇研究论文。

　　作为首批中国登山科考事业参与者，中国现代冰川学先行者，崔之久在10年间参与登山科考转战青藏高原南北，贡嘎（1957）—念青唐古拉（1958）—慕士塔格（1959）—珠穆朗玛（1960）—公格尔（1961）—希夏邦马（1964），1966再上珠峰。崔之久并非在册的青藏科考队员，可以算作协同作战的盟军：青藏队西藏面上考察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3年里，他受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委托，为青藏铁路选线做沿途冰缘、冻土调研；90年代与青藏研究队伍并轨，率领硕、博士生众弟子参与青藏科考“攀登”项目，继续跋涉在昆仑山、黄河源，年过花甲，风采依旧。

　　贡嘎山之后的目标更高，从北坡攀登珠峰随即被提上日程。贺老总再次强调将体育运动与科学考察相结合，指示建立综合队伍，并且召集地质、地理、气象、卫生各部门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亲自部署。自此以后，登山科考形成固定模式，互补双赢：在常人难及的高处，登山健将代为采标本、做实验，科考人员例行工作之外，则于突击登顶期间全力协助，共襄盛举。践行半个世纪，成果斐然，尤显当年决策之英明。当年决策时国家穷，或许还出于节省经费的考量，反正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吧，但是到了2005年，又一次珠峰测高的大规模行动，早已告别资金短缺，仍是登山加科考组合，足见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因而具有持久性。国家体委和中国科学院这两个形象反差较大的机构，反倒成为不时牵手的亲密伙伴，多少年来传为美谈。

　　出于物质条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因为囊中羞涩，不惟《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难以落实，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正在进行中的国家大项目也难乎为继，例如拟议中的青藏铁路下马，南水北调搁置；1960年开始、1962年中止的西藏考察亦可算是一例。此次考察活动，本由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组织，上百人的“国家队”规模空前，尚且如此，其情可知。当时或有中印边境紧张因素，但战事为时不久，且限于局部地区，之后再未重启，与后续支持乏力不无关系。

　　中科院西藏综合考察队由多个研究所、大专院校及生产部门科技工作者组成，下分自然条件、农学、畜牧、水利、地质、经济等专业组，依据任务需要又组成藏南、藏北两个分队和经济、盐湖地质两个直属小队，于1960年、1961年间对西藏重点地区进行了野外综合考察。1963—1964年进行室内总结，编写《西藏农业概况》《西藏南部地区林业考察报告》《西藏那曲、日喀则、江孜地区畜牧业考察报告》《西藏地区的超基性岩及其铬尖晶石类矿物特征》《西藏中部的植被》以及综合考察论文集，1964—196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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