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甘肃代表团成员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旧版封面（喜饶尼玛提供）

　　1919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有件重要的事值得一提，这就是“甘肃代表团赴藏”。议及此事，常感叹读书人、写书人也非“百无一用”。

　　这一年，在全国人民的抗议下，民国政府被迫拒绝了英国人重新开议“西藏问题”的要求，外交部通电全国，公布1914年西姆拉会议以来有关西藏问题的情况。一时间，全国各界各阶层人士纷纷起来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捍我河山，掀起了一轮“西藏热”；同时鉴于英帝国主义对我政府大员赴藏的多次阻挠, 民国政府在听取多方建议后，决定以地处藏边，与西藏有着多方面密切关系的毗邻省份派员前往西藏，调解川藏纠纷，寻求一条比较理想而又妥帖的解决西藏事务的方案，以维护国家主权。

　　1919年8月，国务院电咨甘肃督军张广建，要求他物色人选进藏，直接会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和其他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以“联络感情，作釜底抽薪计”。

　　这个团由对藏事有一定研究的李仲莲（甘肃省军事谘议）、朱绣（甘肃省军事参事）以及甘肃青海宁玛派高僧古浪仓、管理玉树三十六族高僧拉卜尖贡仓等组成代表团，携甘肃督军等分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件入藏。

　　该团赴藏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挠， 以省的名义派团，与西藏噶厦接触，成功打破了僵局，直接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会面，缓和了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态度有了正确的认识，为后来中央制定相应的措施提供了依据。它充分反映了西藏地方与祖国悠久的历史渊源以及藏汉各族人民友好关系的牢不可破。1920年4月，甘肃代表团即将离藏，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设宴为他们饯行。达赖喇嘛特意谈及:“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

　　李仲莲等“毅然就道，驱驰雪地冰天，往返年余，不辞劳瘁”“实属不辱使命，卓著勤劳”。甘肃督军张广建专门致书民国大总统为他们请功，希望“均特准以简任职分省任用又赏赐紫缰”。1920年10月10日，第2435号大总统令，将李仲莲、朱绣等交国务院分别奖叙。连英国的“西藏通”柏尔认为此次甘肃代表团赴藏是自1910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也是英国与西藏地方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他承认这以后，中国中央政府在拉萨的影响渐大。

　　显然，此团足以载于史册。但是，我们在翻阅民国以来相关史书时，在很多记叙中看到的则是“甘肃代表团朱绣一行”或“甘肃代表团朱绣等人”。似乎朱绣就是该团第一负责人。我曾撰文谈及朱绣与他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主要强调他的事与书，亦未言及李仲莲。其实，细究史料，我们看到甘肃代表团排名第一的是甘肃“督军公署谘议赴藏通问特派员”李仲莲，而朱绣则为“督军公署参事赴藏通问特派员”，排在第二。 我们从当时的档案中，即代表团在给甘肃督军张广建的报告，亦可看到李仲莲是主要负责人:

　　“莲等抵藏后，极力解释嫌疑，联络感情，疏通意见，达赖颇示内向之忱，对于莲等格外优待，殊感喜慰。旋经莲等宣慰一切，达赖即选派代表五人，与莲等会议。……莲等再三辩驳，说明种种不能追认理由，双方争持不决，遂停会议十余日。嗣后，感情渐洽，该代表等始行让步……中央若能派员议和，藏番必行让步，万不至以陈使草约坚持到底，破坏和议也。……况最近英使在京所提各条，莲等面询达赖，亦不知情，足徵英人从中作祟，殊非藏人本心反抗中国也。以上各节系莲等抵藏调查该番实在情形，颇有挽回之机，伏乞转呈大总统，设法补救，收我故有之土地，不惟川、滇、甘、新之幸，实为全国人民之幸也”。

　　九世班禅在给甘肃督军张广建的回信中也提到“兹蒙钧署特派李谘议仲莲、朱参事绣暨古、拉二喇嘛前来联络旧好，不胜欢迎，喜欣之至。顷给该员等开会商议川藏暂时停战，汉番照旧和好，僧不胜赞成之至。本应派员随同李谘议等前来通候，只缘善后条件尚未解决，与达赖喇嘛商酌再三，此次派人前来，诸多不便，望贵督军原谅。”

　　无疑，文中提到的“莲”“李谘议”即为李仲莲。他才是该团的负责人。

　　那么，何以后来出现朱绣为代表团负责人一说呢？原来朱绣进藏前，就“于藏事先后得失情形，了如亲历”“每与谈及藏事，批隙导窍，理解豁然”。此次，他赴藏耳闻目睹感受更深，痛感“讧内虎纷争，烈烈边风急”。 他在代表团的报告未获重视后，虑及有关西藏近代历史尚无一可资借鉴之书，而“国人与政府又太不明了边事”，决定将西藏近六十年的大事辑为一册，以供“留心边事者一助”。他利用闲暇时间，查找有关资料，如条约、公文等，并四处奔走，调查川藏前后战争情形，最终于1925年将书印行问世，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西藏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图为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旧版第58页（喜饶尼玛提供）

　　有人赞曰：“国家注意边陲，英藏交涉，悬案未决。诚采如是说以驭之，以期得藏民之心，伐外人之谋，亦治边者之龟鉴也。”可见该书影响之大。

　　朱绣的著述颇多，如《海藏纪行》写出了他自湟源至拉萨的一路艰辛，包括其沿途的点滴心得，所见所闻，尤其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往事、地理风貌、民族习惯、宗教概况。

　　历史是需要记述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也记住了记述史实的当事人。由于朱绣对涉藏事务的深刻感悟，著书立说，故后人记住了他的名字，以至于想当然地把他当作了1919年的甘肃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