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五世热振活佛像（喜饶尼玛提供）

　　上世纪20年代，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其晚年，逐渐醒悟，力图摆脱英帝国主义的羁绊，恢复与中央政府的正常关系，并向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发出了友好的信号。但是，他的设想尚未得到完全实施，便悄然圆寂。

　　年仅23岁的五世热振活佛被推上了西藏地方政治舞台。他久居庙宇，初登政坛，但通过耳闻目睹，尤其是西藏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祖国才是西藏人民唯一可以依靠的柱石，倾心内向才有出路。他毅然决然地循着十三世达赖的足迹走了下去。

　　1934年1月26日，五世热振活佛上台伊始，便以西藏地方的名义，向中央政府报告了地方政情及自己出任摄政一事。国民政府复电照准，深信其“必能益闳智慧，敷施教化，巩固中央，以副翊教保民之至意”。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报告，它是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地方第一次向中央政府呈报地方官员的任职，“更重要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对他的任命加以确认”“既经呈核奉准，即无异受命中央”。

　　五世热振活佛担任摄政以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中央大员黄慕松的进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图为西藏地方摄政五世热振活佛（图左）与中央专使黄慕松 （喜饶尼玛提供）

　　民国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及其它种种原因，中央代表入藏多未成功，而五世热振活佛初摄藏政，便欢迎中央致祭专使进藏，这无疑是一个使命担当。黄慕松到藏后，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等即向中央政府汇报藏情，认为专使莅藏“具仰中央对藏亲爱之意，至深且厚，感慰莫名”。尽管当时权倾一时的西藏地方噶伦泽墨等人在一些问题上未能与黄慕松取得一致意见，但“西藏为中国领土”却是双方共同的看法，这就为以后的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黄慕松临行前，决定在西藏地方的请求下，留专使行署在藏工作，此举意味着南京与拉萨的联系更为密切，彻底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没有直接往来的僵局。

　　1935年5月29日，中央政府鉴于五世热振活佛“洞明大义，功在国家”，发布册封令，提到他：“翊赞中央，抚绥地方，丕绩懋昭，深感嘉尚。着给予‘辅国普化禅师’名号，用示优隆”。

　　6月25日，五世热振活佛电谢中央册封，表示“中央以不佞忝膺民选，摄行藏政，笃念诚顺，宠赐册印，待遇优渥，民众欢欣。不佞已召集僧俗官员，征询意见，佥谓中央盛意可感，自当敬谨接受”。所颁册印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1940年2月赴藏时，正式颁予。

　　十三世达赖圆寂以后，川边一带的康藏两军又因甘孜大金寺僧人问题迭起冲突。五世热振活佛闻讯后，立即着手调查事件真相，并电蒙藏委员会“决本中藏和好之旨，予以严厉制止”。同时，他还令噶厦电西藏驻京办事处说明“川藏各地所称‘藏军及大金寺僧众过河寻衅’，藏中迄未得报，既据电呈，自当竭力阻止”。五世热振活佛还同意派出代本崔科与川康方面代表德格县长邱丽生，于1935年1月9日在德格县议定“安置大金良善寺僧规约”8条。川藏双方保证弃嫌和好，不记前仇，回寺僧人则遵守规约，奉公守法。这个规约既注意了大金寺僧人的利益，又维护了政府的尊严。但是，由于一些具体事宜尚未完全商妥，仍时有摩擦。1939年1月2日，五世热振活佛再次派代表与西康方面及大金寺僧人根据原定8条，议定“安置大金良善寺僧详细办法”7条。对于这次协商，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其代表认为“与西康代表彻底解决大白案件，是为站在五大民族患难与共的立场，巩固后方，拥护祖国，对日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办法议定后，各方均切实执行。至此，持续十年、严重妨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进展的“大金白利事件”得到彻底解决。这与五世热振活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五世热振活佛初摄政坛，缺乏从政经验，特别是英国人的阴谋作祟，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他在九世班禅回藏问题上虽然态度明确，但因亲英分子的阻扰，终未如愿。这一切使五世热振活佛颇感失望，怨忿至极，于1936年首次提出辞职。国民政府驻藏官员蒋致余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中央出面挽留，同时亲至五世热振活佛寓所规劝。五世热振活佛在与蒋致余的谈话中道出辞职真情。这就是他感到上任以后，虽贵为摄政，却大权旁落，“至军事政治一切事宜，仍由司伦、噶厦负责办理”“藏中当权不明大体，遇事任意妄为，彼如不批准，则必反对，批准则又屡滋事端”。这使他想起前任摄政第穆活佛和上世热振活佛的悲惨结局，加之其身体欠佳，胃、肺部均有病，因此辞职之心愈坚。最后经中央政府要员去电慰留，西藏民众大会再三挽留，才不得已继续留任。

　　1936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为进一步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求更换驻京代表获准，遂由“副堪布阿旺桑丹、卓尼根登曲他、罗藏娃执事吐丹桑培”及三大寺堪布等委派赴京供职。这些代表名义上是驻山西五台山或北平雍和宫堪布，实际上则身负政教重任，多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官员。五世热振活佛在上国民政府书中，表示西藏“所有应办政教一切事务，自当尽心办理，请释远念”，并诚恳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其“俾有所归之乐”。西藏地方政府在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信中也表示新任代表“彼等名实相符，均能为国效命，各司其职，务恳我公体恤关怀，时加指导，并赐予扶助，俾得推行政教”。同年，五世热振活佛还派格西隆图嘉措到南京等大城市，答谢国民政府派大员入藏，册封十三世达赖及宣抚僧俗之厚意，并借便为整修热振寺募捐。隆图嘉措分谒蒋介石、黄慕松等国民政府要员，并汇报藏情。中央政府特拨两万元修复热振寺，蒋介石亦捐助5000元。五世热振活佛对此颇为感动，特发专电致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五世热振活佛闻讯立即率三大寺僧人日夜念经，祈祷祖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并在以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经常询问前方战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世热振活佛在达赖灵童的认定问题上，又与西藏上层意见不一，遂不甘再作傀儡，即于1939年再次提出辞职。他认为自己在履行政教职责中面临困难，尤其是“这种双重摄政给西藏政教事务的管理带来了极大困难”。在他再次得到挽留后，便借认定达赖灵童之事，依靠三大寺，成功独揽大权。此后，他即电行政院长，希望明确指示解决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的具体办法，并谈到西藏地方只求内政自治，军事、外交当交还中央，“情词颇为恳切”。是年，西藏地方政府还拟派一噶伦到南京商榷藏事的解决。

　　这期间，英国人为了进一步控制西藏，拟在拉萨设立机构、学校、医院等，尤其打算在藏设立无线电台。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对此给予了坚决反对，数次严催噶厦交涉，未见有何计议。在这复杂的时期，五世热振活佛态度鲜明，坚决予以抵制，并向驻藏官员表明自己“在位一日，决不敢丧失主权”。后来由于英国人采取奸诈手段，始造成既成事实。

　　在五世热振活佛的支持和帮助下，1937年，国民政府驻藏人员蒋致余在拉萨建起第一座现代小学，招生 50余名，同时还将“青海巡礼团”进藏时带进的气象器材设置于屋顶，成立了中央测候所。这些事虽然几经周折，但最终如愿以偿。他还尽力促成了九世班禅灵柩回藏之事。这期间，中央政府各机构派驻西藏的人员也都平安抵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见其并非有害于西藏，亦无人过问”。五世热振活佛与中央驻藏工作人员关系密切，像蒋致余、张威白等都与他过从甚密。他的秘书也是报经中央批准、由国民政府发放薪俸的。如将这些事与民国初年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调查员杨芬等人入藏受阻，以及九世班禅进藏之坎坷作一比较，便能清楚地看到五世热振活佛所作的努力。五世热振活佛的内向，受到了西藏少数人的嫉恨。他感到了阵阵压力，曾对中央驻藏官员谈到“将来万不得已，我将到重庆暂避一时”。

　　1941年，五世热振活佛因种种原因，最终提出辞去西藏地方摄政之职，由达扎活佛接任。1947年，五世热振活佛因英国人的挑拨离间而被害，史称“热振事件”（将专文述及）。这以后，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少数人在英国人的谋划和诱惑下，在分裂路上越走越远。（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