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国庆节前夕，邓郁清奉命从拉萨携带勘测资料回内地汇报。临行前，中央代表张经武约他谈了自己对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张经武说：“工程师同志，我们朝夕相处已经大半年了，你是进军西藏以来第一批返回内地的同志，这里的一切情况你都很了解。我们远离后方，交通不便，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数月前，少数人发动未遂叛乱，你也是亲眼见到的。他们硬的比不过我们，就想利用我们的困难，还强迫老百姓不卖粮食和任何东西给我们，妄想用这种方式卡我们的脖子，逼我们退出西藏。现在，我们带来的粮食确实不多了。尽管中央正准备从西南、西北组织力量赶运粮食进藏，但路途遥远，损耗太大，而且费用昂贵。从西南由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确确实实，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我们是在吃银子过日子啊！”

　　张经武这番话，邓郁清听得惊心动魄，十分难过。虽知粮食来之不易，但从来没有算过这笔账，更不了解当时粮食已经不多的危险处境。张经武有些激动，他接着说：“你是搞公路建设的工程师。我认为从西北向西藏修路还是可能的。倘能避过泥沼和草地，相信不难找到一条理想的路线。从国防、军事、政治、经济和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考虑，很希望从西北修出一条进藏公路来，哪怕先修出一条大车路也好嘛！希望你回去后，向西北交通部门领导和专家们呼吁，再派几个勘测队来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盼望得很啊！”

　　张经武是在强烈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是众望所归。

　　邓郁清于12月上旬到了重庆。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穰明德得知后，特意请李昌翔工程师代邀邓郁清到他家做客。一见面，他就说到筑路问题。

　　穰明德坦言，康藏公路工程艰险、进度慢，迫于形势曾派出几个勘察队进行踏勘，希望能找到一条施工简易的路线，也想到从西北进军的路线，因此才给拉萨发电报，征询从西北修公路进藏的可能性。

　　当天晚上，邓郁清接到西南军区通知，军区李达副司令员要接见他，“准备谈一天”。

　　李达谈话的核心仍然是筑路。李达告诉邓郁清，既定的方针是边进军，边勘测，边施工；“从国防安全着想，最好先从西北修一条公路入藏。那是从我国腹地伸向西南边疆最保险的大动脉，任何敌人也破坏不了。但是，历代政府都被‘世界屋脊’这句话吓倒了，连一份像样的地图也没有留下。我们自己的专家没有去过，外国的探险家糊弄我们，胡说青藏高原是生命禁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通过青藏高原胜利到达拉萨了，怎么能说是‘生命禁区’呢！虽然你们在路上遇到许多困难，遭受一些损失，但我不相信那样辽阔的大草原就找不到一条理想的公路线！你是筑路行家，我很想听听你对从西北筑路入藏的前景和看法。同康藏公路比较一下，哪里困难，哪里容易施工？”

　　李达的问话，使邓郁清心里很不安。1951年那次他随十八军独立支队从西北进藏时勘测路线，只能往前赶，根本顾不上管脚下地质情况的好坏。别的地方他没亲自走到，没法进行比较，因此在不久前的复电中特别写道“在没有勘测其他比较线之前，此线不宜采用”。

　　邓郁清回答，客观地看，西北进藏路线上的地形比较平坦。翻越的山垭口，一般落差最多也只有五百米至七百米，坡度较为平缓；所经几条大河，多接近发源地，流速、流量都不太大，容易跨越。如能绕避沼泽地，从西北筑路进藏是完全可能的，工程量不会大。应该再派一支强大的勘测队，在武装部队保护下进行勘测，必能完成这一使命。“倘有机会，我一定主动请求参加。”李达高兴地插话：好嘛，那时英雄就有用武之地了。

　　李达说：“我们是管军队的，军事活动一刻也离不开交通。我们进军西藏，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是要长期固守边疆，就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弹药，要装备，不能饿着肚子、光着膀子去打仗，去建设。这就需要你们交通部门的配合。希望你回到西北后，代表西藏，代表我们军人，向你们的领导，甚至是向你们的部长呼吁，尽快从西北修一条进藏的公路出来。你也是军人，你现在还穿着军装嘛！难得你和我们谈了一整天，我们既感谢又高兴。”

　　邓郁清二次进青藏高原的时间是一年半后的1954年6月。

　　外国探险家曾断言，从可可西里到唐古拉山口的数百里地带，人类无法生活，是“死神主宰的地区”。

　　唐古拉山脉的山峰自西而东，逶迤排列，看上去不高，但全戴“银冠”，沉睡着的亘古荒原在阳光照射下交相辉映。仰望高翔雄鹰，耳听叮咚驼铃，原野是那样的寂静，景色是那样的迷人。虽然不长树木，不长庄稼，但水洼处生长着苔藓地衣，山沟里有枯黄低矮的茅草，野驴、野羊出没无常，高山湖中有数不清的天鹅、黄鸭和成群的鱼类。看来外国探险家们所说的“生物禁区”，大可不必深信。

　　1953年8月，青藏公路指挥部成立，慕生忠为指挥长，任启明为副指挥长。

　　从香日德至格尔木，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南部边缘前进，三百多公里都是戈壁荒滩，偶尔可见红柳沙丘。解放前，军阀马步芳曾在这段地方修过一条简易公路。格尔木至黑河一千多里的广袤地区，对人们来说是个“谜”，听说的许多地名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探路如何分辨走向呢？他们决定沿着从西藏回来的骆驼队所走的路线前进。上路后才发现沿途总有成群的老鸦和秃鹫，正所谓“天上老鸦叫，死驼当路标”，“远看老鸦，近找死驼”。

　　11月，慕生忠带着二十个人，吉普车、卡车各一台，组成探路队，从香日德开到了格尔木。一路上哪里不通，就下车修一修，三百公里的路四天开到了，路也算“修成”了。亲身实践，慕生忠对修青藏公路的想法更明确：青藏高原“水越往上游越小，山越往高处越平”。虽地势高寒，但地形开阔，山坡平缓，大部分地区只要稍加平整，就是一条以“平、直、近、硬”为原则的“急造公路”。

　　当时，地图上的格尔木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并无居民点存在于昆仑山北麓的这片荒滩上。慕生忠回忆说：“当时，格尔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顶帐篷，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枯草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昆仑山巅白雪皑皑；向北看，山丘一座连一座，恰似一片破败的墓葬群。那时候，大家问我：‘格尔木在哪里？’我说：‘格尔木就在你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我们要做第一代格尔木人！’”他提出口号：在柴达木盆地里建起一座美丽的花园，在世界屋脊上开出一条平坦的大道！说到做到。第二年春天，在慕生忠率领下，探路队伍就栽下了几万棵树。

　　1954年1月23日，探路队伍终于到达藏北重镇黑河（今称那曲）。远望黑河，屋舍不多，但对于探路队来说，无异于从戈壁滩来到了乐园。大家情不自禁地喊：“到了！到了！那就是黑河！”黑河这个名字，萦系着多少人的心啊！

　　准备修筑的青藏公路终于被他们探通了！

　　慕生忠和二十四名干部、一千二百名强壮驼工，加上西北军区派来的十名工兵，共一千二百三十四人组成一支大军；编了六个工程队，每队两百人，每队一百峰新补的骆驼作为搬家、供应的运输力量。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正式开工。

　　从格尔木向南，海拔大都在四千米以上，千里不见人烟。工程是从格尔木向南不远的艾家沟口和雪水河两岸开始的。前者是格尔木河边陡崖上的一个沟口，蒙古语叫“艾吉勒”，公路须通过此沟口，才能从崖上下到河滩。后者是格尔木河的一条支流，河床成了深沟，路要下到沟底再上到对岸。两处都要劈崖修出坡路，两处地质都是坚固的沙碛石，放炮炸不成，只能用镐凿，一镐下去“啃”不下核桃大一块。

　　6月，邓郁清受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派遣来到工地，负责修筑青藏公路的工程技术工作。慕生忠对他说，你跟我们修路不要怕丢面子，我们不能像正规工程那样按部就班去搞，而是要哪里好走走哪里，先通车，后测量，再重建。正值夏季，夜里很凉，白天却烈日如火。筑路工地上，大个儿蚊子成群。民工膀子晒脱了皮，脸、手都被咬肿了。开工不久，就病倒了九十多人。每个帐篷里都有人哼哼，听着叫人心里难受，可他们得的是什么病谁也搞不清。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公路修进了昆仑山区。

　　拿下了雪水河工程，队伍向南一线推进，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派出最远的第一工程队到了昆仑山以南，距已通车地方一百七十公里处。

　　出发前，慕生忠向队长马珍交代：“你们带二十天口粮，到时我把汽车开到你工地。”就是说，二十天内必须修通一百七十公里。格尔木河流经这里，地形突然变成了一条陡崖深谷，如同大地裂开了一道大缝，有种身临“地之边、天之涯”的感觉。“大缝”宽不过八米，深却有三十多米，站在岸边只听谷底水声轰轰如闷雷，向下看黑乎乎令人头晕。河对岸有个石嘴子挡住去路。

　　邓郁清经过勘测，设计出一个巧妙、简易的方案。在最窄处两岸崖上打出石槽，然后插上桩木架桥，同时把石嘴子打掉。但等到从兰州买来的九根木料运到时，距二十天的期限只剩三天了。慕生忠告诉邓郁清：“三天内必须通车，不然前边的人就饿肚子了。”邓郁清带着民工干了三天三夜，按时把桥架通。

　　当汽车通过“天涯桥”时，前边小南川、西大滩、昆仑山口的工程也都完成了。一向被称为我国“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到这里变成平缓的丘陵。运粮汽车开到昆仑山南第一工程队工地帐篷前时，马珍一看见慕生忠就笑了。慕生忠问道：“你们没挨饿吧？”“今天正好二十天，我们还有六天口粮呢！”“为什么？”“我怕到时你来不了，节省了一点！”慕生忠笑了：“好样的，说到做到！”

　　过了昆仑山口就是不冻泉，那里有一股泉水，终年不冻。再向前就是楚玛尔河。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到这一带分成了四条河，楚玛尔河是最北面一条，水色赤红，水面广阔，河道稍修一下就可通车。工程队从黄河源头又一下到了长江源头。

　　从楚玛尔河向南五十公里就是地图上的“可可西里”，外国探险家眼里的“人类生存禁区”。这里有五道缓坡起伏的山梁，名为“五道梁”，设有运输站。再向南过通天河上游第二条支流——东卜勒纳木河，就到了乌丽。

　　过了乌丽，是沱沱河，通天河上游第三条支流。河鱼特别多。人马走过，踏死的鱼漂上水面，可以吃。向西越过了通天河上游第四条支流，便是一片茫茫大荒滩。路越修越开心，慕生忠叫它“开心岭”。这一带狼多，晚上成群结队的野狼，远看狼眼如同一片闪烁的灯光。

　　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广阔地带，被称为“神秘之区”，山势平缓，河流水浅，地面多是坚硬的沙砾戈壁。修路抢时间，堆起一个土堆作路标就是路，工程队有时一天前进几十里。

　　开上唐古拉山时已是10月初。唐古拉天低云暗，整天下雪，天特别冷。大风吹得人站不稳脚，帐篷也常被刮翻。鸟到山口飞不起，只能跳着走，有诗形容：“风大飞鸟难展翅，跳跃越过垭豁前。”

　　当年运输总队的骆驼走到这儿死在了山下，粮食就存放在这里，因此供应不成问题。眼看胜利在望，大家拼死拼活也要拿下唐古拉工程。大家忍受着缺氧反应，奋力抡起大锤。这个累倒了，那个又上。一个个脸色黑紫，嘴唇干裂，人也干瘦了，皮肤干燥得似乎都能擦着火柴。慕生忠总指挥和民工并排抡大铁锤，一口气打八十下。大伙说：“总指挥眼都红了！”

　　10月20日下午，终于把通向唐古拉山顶的路打通了。车过唐古拉山口，慕生忠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转中央：“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五千七百米以上（当时按气压表测的高度，未修正）修路三十公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1954年11月11日，公路修到了黑河，二十天前进三百公里。13日从黑河出发，23日到了羊八井，十天前进两百多公里。不要说修路，就是一路摆标记，前进速度也够快的。

　　羊八井到拉萨，要穿过二十公里的石峡。谷窄沟深，石崖夹道，石方工程量很大。光靠这支由拉骆驼的民工组成的修路队伍不行了。慕生忠回忆道：“还在这年7月下旬，公路已修到可可西里以后，我到北京第二次找彭总要钱。彭总说：‘钱的问题不要再多讲了，你说要多少吧？’我提出要两百万元，还要一百部汽车、一千名工兵。彭总当即答应，就从西北和拉萨分别派出了两个工兵团，从羊八井石峡两头加紧施工。这两个工兵团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又有空压机、钻孔机等设备，二十多天就把石峡打通了。我们12月15日把公路修到了拉萨。从格尔木算起，七个月零四天修了一千三百公里。”

　　1954年12月26日，慕生忠收到从格尔木发来的电报，说格尔木到敦煌一段也通车了。这样，青藏公路从拉萨到格尔木后，既可东到西宁，又可北到敦煌，和在建的兰（州）新（疆）铁路直接相连。

　　1957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邀请一些同志到中南海研究西藏边防和供应问题。主席问：“如果打起仗来，你公路上的桥怕不怕炸？”慕生忠说：“青藏公路上没有什么桥。”他向主席解释了青藏高原“越上游水越小，山越往高处越平”的地形特点。主席问：“你怎么想出来的？”慕生忠回答：“按照主席教导，调查研究出来的。”“你说几千里极少人烟，向谁调查？”回答：“向大自然作调查。”主席听了很高兴，连连说：“科学！科学！”就是这位青藏公路的开路先锋、筑路英雄慕生忠将军四十年后病故在兰州后，人们根据他生前的意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青藏高原的昆仑山上、沱沱河畔。

　　川藏公路（康藏公路加上成都至雅安段后称为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交通的历史。这两条公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帮助西藏各族人民、开发祖国边疆的两项伟大工程，是我国公路建筑史上的两大奇迹。

　　川藏公路全长二千四百一十六公里，始建于1950年4月，1954年12月25日通车。它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出发，经雅安、甘孜、昌都到拉萨。途中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十四座，先后跨越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十多条水流湍急的河流。这条公路建成后，又继续修建了由康定向西，从新都桥经巴塘、邦达到拉萨的川藏公路南路，全长二千一百六十一公里。昌都至邦达段一百六十九公里的支线，成为川藏公路北路和南路的联络线。川藏公路里程之长、海拔之高、工程之艰巨，为世界公路建筑史所罕见。

　　青藏公路全长二千一百一十五公里，是一条高原公路，全线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它从青海省省会西宁向西穿越戈壁草原至格尔木，折向南行，横贯连绵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过那曲抵拉萨。这条公路动工于1954年5月，1954年12月25日与川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

　　1954年12月25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40分，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隆重的通车典礼开始了。整个拉萨在狂欢，此时此刻，人们心潮澎湃。张国华、谭冠三等军区首长心情更加激动。为修建这两条公路，十八军参加筑路的部队为五十三师和五十四师两个整师、五十二师一五六团，还有工程队和民工约二万五千人。

　　数万名各民族筑路人员和高原上的恶劣气候、雪山冰河搏斗了五个年头。五年间，许许多多的指挥员和工程师头上增添了无数白发，许许多多的解放军战士和筑路工人积劳成疾，因伤致残，其中康藏公路上有三千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八军，这支曾转战大江南北的部队，在康藏公路施工中伤亡的人数，竟然超过了渡江以来历次作战伤亡人数的总和。

　　筑路英雄“张福林班”班长李春义率全班应邀参加了通车典礼。他们站在拉萨城头，遥望雀儿山，捧着滚烫的酥油茶，以茶代酒，祭奠英灵，他们默默地念道：“班长，你放心吧，公路通到拉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