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陈庆英老师骤然离世，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空寂和悲痛。前尘如梦，而诸般缠绵自有难以忘怀者，思绪万千，夜不能寐。追忆点点往事，仿如昨天，而岁月不居，似乎只是一转眼的工夫，就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

　　早在40年前，我就与陈老师结识了。1982年，我留校在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工作，这是学校新建的研究机构，陈老师是1981年进所。那些年，我们都是独自在京，自然来往很多。他喜欢开夜车，白天几乎都会到我们的集体宿舍聊上一阵，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藏族历史研究是主要的话题。我见过他把酒言欢，激情勃发之际，也见过他落笔疾书，凝神专注之时。他不喜夸夸其谈，但是谈起学术，眼中则炯炯有神。还记得他与几个所里的同事从萨迦寺调研归来，神采飞扬的报告，很好地诠释了何为“文本参考与田野调查齐现，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并举”。

　　记得我大学毕业刚到新单位，人生地不熟，加之原来沉浸在“文学梦”中，现在陡然转到藏族历史研究，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困惑加不适，可想而知。陈老师在聊天中得知我的情况后，谈到文史不分家，自己对文学也很有兴趣，与青海《瀚海潮》编辑很熟悉。这样，我遇到一个学识渊博的良师益友，聆听指教，何其难得。在陈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在惶惑中尝试把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与他合作发表了历史故事新编《长安和亲》《香波山奇遇—吐蕃聂墀赞普的故事》等，平稳地完成了专业变动的过渡期。后来，他离开中央民族学院到青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我们之间仍坚持信件往来，得到他很多帮助。每一次通信，我们谈得最多的都是学术。在某次回信中，他谈及下一步合作的工作，特别提到“至于今后如何搞，我想原来定的历史故事新编计划似乎是太大了一点。主要从藏族史的系统性考虑，而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需要。所以我想还是先写主题符合现实需要的题目，写歌颂民族团结、文化交流，国家统一的主题。最近，我搞了一篇《八思巴年谱》，觉得其中有些题目很可以写。原来说的金城公主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另外，明代的大慈法王、大乘法王也有很好的题目。总之，我现在认为可以不考虑藏族史的系统性，先找资料，有合适的就写一篇。合作的办法我想找到资料后，可拟一个提纲，商量决定后，由一人执笔。我看你可先搞金城公主的提纲，我搞八思巴的提纲，搞出来后再考虑怎样写，不知你以为如何。”

图为上世纪80年代，陈老师的一封信（喜饶尼玛提供）

　　从短短的通信中可见，他的认识与格局是何等高远。

　　陈庆英老师著书立说，成果丰厚，为人忠厚谦逊，为师诲人不倦。当年在藏学所，我开始科研尝试的论文从选题到完稿都得到了他不厌其烦的帮助。

　　后来，我们虽不在一个单位，机缘巧合，见面的机会并不少，请教的机会也很多。1996年，陈老师到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参加学生的复试、开题、答辩，再加上我们同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历史组委员。有段时间，我们还一起参加北京市政协的一些会议，私底下接触也很多。他是一个稳重谦逊睿智的长者，经常是话虽不多，但总是一针见血，直指关键处，让人豁然开朗。藏学研究院的同学说陈老师的评论不恼不怒，温文尔雅，却引经据典，恰如其分，循循善诱，事半功倍。

　　在后来持续的研究中，我曾多次向陈老师请教。他对我选择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作为研究对象，颇为赞同，并告诫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他经常给我提供一些新的研究信息，提出建议，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如他认为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是个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你已经有了研究，应该继续深入”，还专门提供了一些资料。后来，他写了一篇相关文章，草稿初成即发来让我先睹为快。他的文章思路开阔，视角独到，以点及面，读来颇有启迪。

　　40年来，他一直是我身边倍感温暖的长者。他不仅仅是教人做学问，更是教我为人之道，朴素厚实，真诚而不伪饰。如他在台湾地区讲学时，曾激动地专门发来电子邮件，叮嘱我一定要争取机会去一段时间，亲眼见见那些第一手的档案，对我的研究必定有特别的帮助。还有一次，他提到“我前不久参加匿名评审一篇文章，里面很多地方参考了你的文章，却没写出处，我提了意见。但是，发表时好像还是没有明显修改。年轻人也不容易，我已经批过了。这种事，我遇得多了，不必在意”。其宽厚善良足见，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人事代谢，必有去故之悲。“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尊敬的陈老师一路走好！（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