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您离开的这些天，我尽量让自己麻痹在忙碌的工作中，不敢去想您。昨夜哭了半宿，今早三个小时的会议，撑到中午已是疲惫不堪。躺在沙发上准备睡会儿，刚一放松，您谦和微笑的面庞又浮现，泪水一下子冲出眼眶，抱紧沙发垫子，蜷成一团，抽泣，继而大哭……

　　陈老师，此刻，我是一叶失去了灯塔的孤舟，在黑暗中飘摇，无尽的孤单。

　　我仰望的灯塔

　　还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做编辑的时候，我就爱上了藏文化，随着喜爱程度愈来愈强烈，我干脆找了一份驻藏的工作，搬到了拉萨。在拉萨的那段时间，我每周必去书店，把店里几乎所有涉及藏文化的汉语书全部买回来，认真阅读。在我熟知的那些作者名字里，很多大部头和历史类书籍，著作或编译都会有“陈庆英”这个名字。那时，我只是遨游在藏文化海洋里的一叶小小孤舟，书上那些响亮名字，都是我仰望的灯塔，我从他们的著作里不断汲取营养。平日里除了读书，我会背着相机各处走访、做田野调查，几年过去，我竟也出版了几本人文角度的藏文化专著。

　　2007年10月，出于对藏文化的极度热爱，我甘愿作为外聘人员，来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下设机构——西藏文化博物馆筹备办公室工作，负责博物馆的宣传、文案等内容，其中很重要一项，是编写博物馆开馆展览画册《雪域宝鉴》。这是我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接受到的最为严谨的一次任务。编委会成员由藏研中心、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十几位权威专家组成，画册稿每进展到一个阶段，就会开一次编委会，大家逐字逐句地编写和修订展览介绍和每一个展品的解说词。我是执笔人，每次开会我都会认真记录专家们的意见。

　　就是在这项工作中，我认识了陈庆英老师。当时陈老师已经从藏研中心退休，但是手头还主持着国家级的重大课题，所以继续在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他是我们的编委会专家之一。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次开会都会出现的一个场面，专家们往往会对一个问题产生争论，各执己见，每一个都有理有据，导致我这个执笔人的笔一直悬在空中。每当争论到大家都沉默的时候，我们博物馆筹备办的张春燕主任就会问陈老师的意见，众人的目光聚向陈老师，而陈老师总是面带微笑，手里拿着那一叠厚厚的书稿，凑近他高度近视的眼睛，温和而谦逊地说：“这样好不好……”陈老师的建议一出，看到大家都心悦诚服的表情，我就知道，我可以笔落了。更让我敬佩的是，我们的展品说明由汉、藏、英三种文字组成，陈老师不光在汉、藏文上能给出权威指导，连英文上的难题，他也能解答。历经三年，我们的画册终于在2010年博物馆开馆前期付梓。

图为2010年工作中的陈庆英老师。陈丹 摄

　　谦谦君子

　　那时和陈老师的交往，仅限于每次开专家会时聆听他的见解，并没有其他交集。为了事业发展，也为了发挥我个人才能，当时博物馆领导竭尽心力要把我调入藏研。在各种手续中，有一个请几位推荐人签字的环节。我找到陈老师时，陈老师虽和我不熟，但还是签了。遇到好上司和善良的推荐人都不容易，虽然最后没有调动成功，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那段时间是我职业生涯比较崎岖的一段，经济上的拮据、不友善的流言、加上健康状况也不太好，让我对自己当初来这里工作的选择产生了质疑。

　　2009年12月18日，《中国西藏》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举行，我作为该杂志长久以来的供稿者、尤其是英文版的专栏作者，受到当时英文版主编周爱明老师代表杂志社发出的邀请，希望我作为作者代表发言。因为之前多年、多篇稿件的往来，我与她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每个月不辞辛劳地催我交稿之余，她也如同姐姐般关照着我的其他方面。代表作者发言一事，我不擅长，尤其在这种有多个部级领导出席的隆重场合，我更怯场。但是出于对周姐的厚爱的回报，我还是硬着头皮准备了一番。

　　没想到，那忐忑的一天，竟成了我生命中那束光照进来的关键时刻。

　　领导讲话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周姐把我从后排人群里扒拉出来，领到主席台侧面坐席的第一排，说，准备准备，专家代表发完言就是你了。我一看同桌的专家代表，是陈老师！心里一下就有种踏实的温暖感。周姐笑嘻嘻地对陈老师说，陈老师，阿丹想读藏学博士，让她考您的博士吧！她会是个不错的学生的。周姐跟陈老师很熟络，但是她在这么仓促的时间突然的举荐，让我有些局促，毕竟陈老师是我仰望已久的大学者，彼时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惶惶坐下，在发言前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简单交流了一下。陈老师说，明天有空你来我办公室，我们详细聊。

　　第二天，带着自己的一本书，我敲开了陈老师办公室的门。详细询问了我所学专业、以往的田野调查、出版过的著作、感兴趣的方向，陈老师说：“我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古籍和史料，需要有良好的藏文基础，你不懂藏文，不适合读我的博士。但是你在藏文化尤其艺术上有积累和热情，可以专注于这个领域再走深一些。我给你推荐一位更适合的导师吧！”陈老师当着我的面，给当时的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老师打电话，推荐我，然后帮我约了拜访时间，并且给我两盒茶叶，让我见面时代他送给昂奔老师。最后，拿出他的两本论文集，签上“陈丹同学惠正”，赠予我。整个过程，陈老师的真诚、谦和、周到，让我如沐春风，识得了谦谦君子之风。

　　后来我以7分之差，与中央民大博士学业失之交臂，但是，我与陈老师的友谊，却日渐深厚。

　　家人般的温暖

　　一开始，是遇到编写画册的一些难题，我会去当面请教陈老师，后来，有烦心事、工作特别疲惫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去见他。陈老师只要在办公室，一定会说“来吧”！我立马抓上一袋花生或者饼干，两包咖啡，从四楼南面冲到三楼东侧。

　　陈老师的办公室可以说是一个小型图书室，因为所有的墙上都是书柜，书柜里的书塞得满满的。什么叫满？就是竖着的空间全占完了，再把书横着放，把书上缘和隔板之间那点有限的空间也插满。书柜放不下了，再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书桌、沙发、椅子也占上，摞得高高的。高度近视的陈老师总是扎在书堆里，书面和眼睛凑得很近，导致我一推开门时经常看不到人，得走进那连绵不断的书山里，才能发现那个光亮的脑袋和他特有的一双大耳朵。然后我俩推开茶几上的一堆书，清理出两个杯子和一包零食的空间，边吃边喝边聊天。每次都是我呱唧呱唧讲得多，陈老师温和微笑地听着，适时给我解答一下，或者启发性地跟我说他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也聊聊闲篇。

　　有一次，陈老师帮我们博物馆鉴定了一枚古印章，讲出上面的徽章所属的寺庙，以及它的使用所涉及的历史。我眼睛一亮，忽然想起我在八廓街也买过几枚印章，就请求陈老师也帮我鉴定鉴定，陈老师乐呵呵地看着我说：“好呀，拿来看看，如果是真的老印章，我们就发财了！”第二天我兴冲冲带着那几枚地摊上买来的印章去了，陈老师细细地每一枚辨认，又翻出一本小册子对比半天，最后呵呵笑着说：“都不对，这些人造假都不认真，一个真的都没有，我们的发财梦破灭啰！”我失望地撅了撅嘴，接着吃完我们的零食和咖啡，回四楼上班去了。多年后我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周姐听，周姐同情地看着傻乐的我：“陈老师用他的宽厚和幽默，保护了你的幼稚”……我尴尬地僵住，醍醐灌顶，谦谦君子的修养和胸怀，是不着痕迹地融于他的待人接物中的。反观当时的我，对陈老师其实已经生出一种对家人才会有的自在与依赖。

　　每次20分钟，咖啡喝完，零食吃了半袋子，我满血复活，回去继续上班。这样的聊天，成了我那段劳心工作最有效的充电方式。有时候，午餐时间陈老师会带着我和子凌在附近的餐馆小吃一顿，子凌也是陈老师家人一样的同事，我们曾经一起去承德考察游玩、一起谈心，有时候也邀约一起去陈老师家吃饭。陈老师很细心地记得我爱吃的小土豆和馓子，每次遇见，就会给我买。家里掌勺的大都是陈老师的儿媳永琼，一位个子高高的贤淑的西北女子。陈老师的儿子陈立建常常比我们还要晚些到家，有时候是去买菜了，有时候是在院子里打篮球。我当时正在为我的第六本书《雪域天工》的出版和发行犯愁，彼时陈立建在藏学出版社任职，还帮过我的忙。陈老师偶尔会提及他的夫人，但那时夫人已经过世，我知道那是个忧伤的话题，所以从来不去触碰。陈老师的女儿小华在西藏民院教书、后来又到厦大攻读宗教学博士，其间我还去厦门探望过她。我们见面次数相对少一些，但是每次回来，也会畅聊一番。

　　陈老师的家人，和他是一样的品性，他们在我独居北京的那些年，给了我家的感觉，如同和煦的阳光，温暖了我那段压抑困苦的路程。

　　那几年，逢大年三十夜，我要是不回老家、不去国外，就会去陈老师家，和他们一起跨年。这种频繁而亲切的交往，持续了很多年，甚至是我离开藏研中心之后，也没有断过。有一年大年三十的前两天，我给陈老师发信息，“春节您在家吗？我去您家过年吧！”老师回说他前几天已经离开北京了，今年春节要和小华在厦门四处走走。“哦，那提前祝你们春节快乐哈！”回完信息，我陷入了失落与孤单中。但是，从那天开始直到整个春节假期结束，我每天都会收到陈老师发来的若干图片，有他和小华的合影，还有他们游走的景点的照片，加上一些简单的信息，每天都好多好多。我知道，老师心里牵挂着我，担心我一个人过年孤单，所以一直和我分享他们的旅程。

　　回忆起这些温暖的点滴，泪水又一次湿了眼眶。

图为陈庆英老师在青海文都大寺调研时留影 摄影：姜丽萍

　　藏学界的大先生

　　2013年初，我离开藏研中心，去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媒体任职，但是其间有两本藏文化艺术的书籍正在出版过程中，我依然一遇到问题，就往陈老师家跑。陈老师精通藏文、古藏文，还认识梵文、八思巴文，能辨识各种经咒、藏文种子字。我在写作一本关于脱模泥塑“擦擦”的书稿过程中，发现一些古老的擦擦上有咒语或是特殊符号，这里面隐藏了大量我无法得知的信息，于是带上所有资料图片去找陈老师。在那些模糊的或者残缺的、甚至错误的文字信息面前，陈老师眼睛凑得很近很近，极力地帮我辨认着每一个文字，然后解开每一个擦擦形象之后的历史和文化之谜。有次他还帮我从一枚文字擦擦的落款推断出擦擦的出资制作者，告诉我此人的身份和经历，并且提示我，光这一个擦擦，就能写一篇论文……这让仅止于形象解读的我大开眼界，感佩至极，原来，学问可以做得这么深！陈老师对我这样的指导和帮助，一直持续到我的第12本书出版。

　　过了两年，陈老师的国家课题结束，他离开北京，搬去了成都旁边的邛崃定居。再过两年，2017年春天，我也离开居住了19年的北京，去了香港的一家公益机构工作。我和陈老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因为一直在写作藏文化的书籍和中国西藏网的专栏稿件，我与陈老师的问答从没断过。就像周姐说的，陈老师就是一本活字典，任何问题都能从他那里获知答案。有时候我问到陈老师不太擅长的领域，他会说这方面他没有研究过，不太有把握，但是他会帮我去请教相关的专家，然后再回复我。正是因为这种严谨，陈老师一直是我的问题终结者，在我查阅资料和请教其他人都得不到确切答案的时候，陈老师一定是我最后的杀手锏。

　　并非只对我一个人，陈老师对所有求教者，都是这样的有求必应，不厌其烦、毫无保留。学问做到这样精深严谨、为人做到这样谦虚平和，真乃藏学界的大先生啊！

　　疾病的威胁

　　我们经常互通微信，没事时陈老师也常常发来藏文化相关的资讯与我分享。即便这样，我还是非常想念他，他的腿不太好，四川气候潮湿，不知道他的腿疾会不会加重；身边没有那么多学生和同行，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孤单；也不知道没有暖气的冬天，他能不能适应……2018年，我定居昆明。春节前，我决定去邛崃看看陈老师，那次小华也在，我们一起愉快地待了几个小时。看到他身边有姜姐照顾，又有小华每个假期来陪同，我也放心了些。默默决定，今后至少每年我要来看望陈老师一次。

　　2019年夏天，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陈老师腿疾发作，姜姐在餐馆等我们，我扶着陈老师慢慢走，可能才一公里，我们却走了很久。那时，我就有些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了。果然，那“腿疾”，其实是脑血栓的前兆。回到昆明没几天，我在写专栏文章的时候遇到一个关于历史时间节点的问题，几十份资料上各说不一，于是我照例发了微信去请教陈老师，结果收到的回复是两张陈老师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还有一条文字：“老师病了，过几天好些了给你回复”，这信息可能是姜姐回复的。看着照片上陈老师憔悴的病容和单薄的身体，瞬间我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滚落，心里又急又疼……那一刻我才明白，陈老师在我心中是多么地重要！结果，没有“过几天”，才不到半小时，我就收到了陈老师本人的回复，帮我解答了问题。不忍再打扰，之后一直小心翼翼地，隔两三天才敢问候一下他。那次脑血栓之后，陈老师的健康就埋下了巨大的威胁。

　　2020年疫情肆掠，6月，我去西藏做志愿者之前，特地在成都转机，就为了去看看陈老师。那天，陈老师穿了一件暗红色有花纹的T恤，脸色红润，状态还不错。可没多久，10月，陈老师回了西宁，住进了省藏医院调养。托西宁的好友西然替我去看看陈老师，西然欣然，说陈老师是他们藏族学者都非常认可和尊敬的大学者，在西宁有什么事情他愿意效劳。我自豪地告诉他，我和国内外藏学家、收藏家、包括世界著名博物馆馆长聊天时，提及陈老师，对方都会肃然起敬。人品和学术都到达如此高度的大德，人间凤毛麟角，我能遇见并得到垂爱，真真是莫大的福气。

　　心碎的美好

　　2021年，疫情依旧，我还是三天两头问候陈老师，但不管怎么问，他也只是平静地说现状和理性阐述病症，从不说他的痛苦，却还隔三岔五给我分享他喜欢的资讯。4月开始，他右下脑到左脑的血管堵塞几乎梗死，在邛崃做了心血管支架搭桥；6月，到了北京301医院。那时我正好在香格里拉帮《西藏人文地理》杂志做采访，还特地请总编嘉措啦帮忙联系了拉萨的丹增医生——一位医术了得的藏医名医，说好等陈老师回成都后去找丹增医生瞧瞧病。采访一结束，我便赶回了北京去看望陈老师，疫情原因不能进病房探视，在301医院的院子里，我见到了轮椅上的陈老师。蹲下身，挽着老师瘦弱的手臂，请前来探望的张超音老师给我们照了合影。第二天，陈老师还特地找我要了那两张照片，其中有一张，陈老师侧过头慈爱地看着我。我的心，碎成一片一片的。

　　11月底，我突然收到姜姐的信息，问我昆明的天气怎么样，说陈老师状况很不好，觉得邛崃太湿冷了，想找个暖和的地方调养一下。那时，昆明的白天最高温度还有20度左右，几乎天天有太阳，我认为是个很舒服的地方。开心地说你们来吧！不需要去别处租房，正好我有一套待售的空房，全屋都装了地暖，生活必需品都有，想住多久都可以……语音信息刚过去，陈老师的电话就打来了，声音虚弱但是喜悦：“有地暖就安逸了，好的，就去昆明，就住你那儿。”我兴奋得手舞足蹈，赶紧列了家具、生活必需品清单。其实，那房子里空空如也，所有家具都搬走了。但是，陈老师要来，那是天大的喜讯，我马上为他们置办一切！

　　接下来的三天，云南的好朋友都来帮忙了，花姐帮我购置了床、衣架；我们去买了所有厨具和全套床品，担心陈老师冷，还多加了一床电热毯；赵麟送来了沙发、书桌、餐桌椅；我又把花园打理了一番；拿了许多食物来放到橱柜里；找工人来装好窗帘、做保洁；打开地暖烤屋子……做完这一切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关上灯，回想起了2019年元旦。那时我还住在这里，周姐来看我，她翘着脚躺在暖烘烘的地板上，拨通了陈老师的手机，开免提，我们三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阿丹这里可真好，陈老师你也搬来昆明吧！等我退休了也来，我们做邻居，还可以一起搞课题，有空再做做田野……我在一旁乐开了花。回想那一幕，竟自在黑暗中傻笑了起来，那可能真是我最期盼的美好了。

　　最后一次相聚

　　就在这时，收到陈老师的信息：“我们明天一早开车出发，傍晚能到。”

　　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9点收到信息：“我们到了攀枝花，大概下午两点可以到。”怎么会这么快？800多公里呢！心里觉得奇怪。但是随着陈老师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兴奋。两点还没到，我就在小区门口看见了他们，姜姐开着一辆白色的suv，陈老师在副驾上半躺着。帮陈老师下车时，我才发现他脸色苍白，面部水肿，极度虚弱。原来他们凌晨两点就从邛崃出发了，开了一个通宵，所以才中午两点就到了。陈老师已经不能自己下车行走，姜姐从后备箱拿下了轮椅摆好，将陈老师抱到椅子上，进了家再将他抱到床上，盖好被子，陈老师就睡了。关上门，在客厅帮姜姐收拾，我强忍眼泪，陈老师现在的状态，比哪一次都要虚弱。姜姐说，这两个月来都是这样。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半夜出发啊！姜姐说我是个急性子，决定了的事就想马上做，晚上就睡不着，所以干脆出发，路上陈老师怕我疲劳，也不敢睡，一直撑着和我说话……想起来之前陈老师给我的信息：“为了照顾我，你姜姐也真的很辛苦……”是的，这些年多亏有姜姐，陪着倍受病痛折磨的陈老师。

　　接下来的几天，陈老师一直觉得冷，房间地暖开到30度，我和姜姐都穿短袖了，陈老师穿着厚衣服、盖着毛毯，半躺在沙发上，还是喊冷。我摸摸他的手，果然是冰凉的，“我给您捂捂吧！”握着陈老师枯瘦的手，凉气幽幽，10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丝丝温热，我心暗自悲凉。晚上回去默默流泪——老师身上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2021年11月底，陈庆英老师在滇池大坝，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昆明行。陈丹 摄

　　修养了两天，陈老师状态稍好，姜姐推着他出来在小区里晒太阳、还去了翠湖。我们一起去了滇池大坝，正值海鸥最多的时候，成片的红嘴鸥，展开洁白翅膀，密密匝匝地掠过头顶，陈老师开怀地笑了。

　　那天晚上，姜姐做了几个菜，我俩斟上酒，给陈老师倒了杯茶，大家甚是开心。我和陈老师聊了很多，我们一起在藏研中心共事时的那些人那些事、共同的朋友、还有一些学术问题。我惊异于陈老师超强的记忆力，他记得几乎所有的人物、时间、地点，能讲述完整的事件过程及细节。聊起当时我在藏研的困窘，我问陈老师，为什么流言满天，您却信我？陈老师笑了：“我知道那些虚张声势，也能看出你的品质。”我感动到泪目，也钦佩陈老师的睿智。如果当时那些波折和苦难是为了换来这样一位亲人般的老师，我无憾。

　　第五天，由于陈老师极度体寒，在昆明还是觉得冷，他们提出来想再往暖和的地方迁。我帮他们联系了三亚的慧敏，慧敏是我在博鳌亚洲论坛工作时的同事，她也曾经参与过我后来做的公益项目，非常贴心和干练，她和爸妈在三亚开了民宿，把陈老师托付给她，我非常放心。在机场和陈老师道别的时候，我蹲在轮椅边拉着他的手，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因为心里特别的害怕，害怕分离，不知何时能再见。

　　照亮我生命的那束光，灭了

　　海南气候好，人也舒服，姜姐发来视频，陈老师的状态很好，脱下了厚重的冬装，脸上的浮肿也消退了，在阳光和微风中微笑着。但是半个月后，姜姐的母亲病重，他们又匆忙赶回了邛崃。慧敏着急地给我发信息，说旅途劳顿对老师身体不好，我重重地叹一口气，姜姐肯定也左右为难，这真是很无奈的事情。

　　春节，我到了三亚见到慧敏，我们还给陈老师发去了合影和问候，感觉一切正常。在此起彼伏的疫情下，由于我到处出差跑了好几个城市，不敢马上去看望陈老师，三月底回到昆明，打算居家一段确定安全了，再去邛崃。4月8号，发去问候信息，没有收到回复，有点纳闷，想着过两天再发。没想到，一点预感也没有，4月11号，噩耗传来，陈老师心脏骤停。听着小华在电话那端哭泣的声音，我的电话掉落……没有去捡，呆住，从胸腔涌上来一团血腥，卡在喉咙，瘫倒在沙发上，蜷成一团，浑身颤抖。

　　难以接受，这十多年来，陈老师如同我温暖宽厚的家人，任何时候只要一通电话，都会听到那温和的声音、睿智的语言，脑海里就会投射出那谦和的微笑……从今天开始，这些不会再有了，一切成为记忆。

　　作为血肉之躯，都只有一种归途。我知道，这两年陈老师深受病痛的折磨，我们看着心疼，但他的苦没人能代替，如今他离去，肉身不会再拖累他了。老师的思想、德行、学问影响了很多人，他留下的等身巨著，为后来人的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一位旗帜性人物，将永远竖立在中国藏学界。

　　想写的太多太多，和陈老师每一个交往的点滴，都伴随着一种让人心安的温暖，他人品的宽厚儒雅和学问的精深广博，让每一位接触过他的人都赞叹有加。爱有多深，痛就有多切，这篇文章我写了近十天，只要一回忆，就会经历一个温馨和悲伤交替的过程，最后忍不住哭泣。那束曾经照亮我生命的光，灭了；我心深处那个最踏实最温暖的港湾，没了；我最敬重最亲爱的老师，飞走了。

　　陈老师，我知道您会在天国回望我的悲喜，也会成为我永不磨灭的记忆。深深地感恩，感恩这十多年来您对我的帮助，感恩您给我的父亲般的温暖，感恩今生——有幸能与您相遇。（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陈丹）

图为2021年12月作者与陈庆英老师在昆明滇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