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讯 从四川成都驱车往西南方向行驶60多公里，一路上人烟渐趋稀少，林木葱茏僻幽处，我们寻到了陈庆英先生的家。

　　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已至喜寿之年，曾师从古藏文专家王尧先生与东嘎活佛洛桑赤列，从事藏学研究40载，学术成果丰硕。如今，登门拜访陈老先生，皆因《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大型丛书的出版面世。

图为陈庆英先生。摄影：王淑

　　经过4年的辛勤努力，《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大型影印丛书，将在今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批国家珍贵历史档案大部分为首次公开。这部大型丛书选录档案共计1394件，形成近50万字的汉译文。

　　图为大型丛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①》（全套丛书共10本）。摄影：李元梅

　　承载骐骥，“西藏蒙满文档案”出版面世

　　“以前公布的档案文献，都是手抄之后，打印出版成书。后来，又以黑白复印的方式出版，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的关于历代达赖班禅坐床认定的档案。现在，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更加真实客观地再现了档案的原来面貌，这样就有更大的说服力。”

　　回溯档案文献出版方式的变迁，陈庆英先生点明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在印刷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从开始做西藏历史研究起，我就深知西藏档案文献的重要性。”1983年，陈庆英便去过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他回忆道：“当时档案馆还在雪巴康里，馆长是卓嘎。卓嘎馆长告诉我们，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正在整理档案目录，邀请了不少藏学老专家来识别档案内容，老专家一边说，旁边的年轻人一边记。这样的编目工作，可能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图为布达拉宫脚下的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摄影：王淑

图为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内景。摄影：王淑

　　陈庆英先生指出，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参考史籍，也就是前人写的历史，如《红史》《青史》，藏学研究刚开始也是这样进行的。这些西藏史籍的作者基本都是各个教派的高僧，往往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例如，萨迦派高僧写的《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等，主要是强调萨迦派的发展历史，对于其他教派，或者不提，或者简单提一下。噶举派高僧写的《智者喜宴》、大司徒 绛求坚赞写的《朗氏家族史》，也有类似情况。

　　要综合、准确、客观地了解西藏的整个历史阶段，档案是非常重要的。

　　据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有300多万件档案文献，在全国档案馆中是位列前茅的。一直以来，国际国内各学科涉藏研究的学者，都希望尽可能多的看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档案。如今，大型丛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的出版，可以说是西藏历史研究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图为18世纪《班禅喇嘛源流——萨迦班智达唐卡》。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档案为证，再现西藏与中央关系

　　元代以前，西藏经历了吐蕃王朝时期和分治时期，与内地主要是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到了元代，中国走向一个大统一的时代。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元朝的蒙古军队进入到了西藏，同时，通过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会晤，以及各教派领袖与蒙古建立联系，使得整个青藏高原地区都统一到元朝的统治之下。

　　元朝的统治主要有几个表现：一是委派官员，建立各级政权。例如，在西藏设立千户、万户，建立行政管理。任用宗教领袖和地方贵族担任官员，管理当地的事务。如征集财税、负责驿站交通等。二是驻扎军队，这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可以看到相关记载。

　　陈庆英先生说：“目前，我们知道的元代留下来的档案文献，加起来不是太多，据说有几十件。已知的有些档案文献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是以八思巴字或藏文书写。”

　　关于元代的西藏情况，现在主要是依据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如《红史》《萨迦世系史》等。相对而言，档案更进一步说明了问题，佐证了史籍的记载。

　　例如，夏鲁寺保存的帝师法旨（帝师颁发给夏鲁万户的法旨，明确其管理事务的权力）。元朝于1368年灭亡，有一份档案证明，直到1364年，元朝还颁发过一道圣旨，敕封今昌都市左贡县到云南藏区范围内的一位地方首领为招讨使。这份档案是用八思巴字书写的，有力地证明了元朝在西藏委派地方首领担任官职，管理地方。

图为清代《胤禛行乐图册 喇嘛装》页。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图为18世纪《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局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陈庆英先生又以几个历史现象和事件，阐明了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以往，我们在达赖、班禅传记当中看到过这样的记载：皇帝即位要给全国发一个文告，昭告天下。皇帝、皇后或太后去世后，清廷要派钦差大臣到西藏，赐予白银万两，请达赖喇嘛组织在拉萨念经超度的法会，还要到日喀则去，请班禅组织念经超度法会。清朝皇室有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在西藏举行类似活动。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拉萨到了外蒙古，后来又于1908年入京朝觐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当时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几年。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离京返藏之前，还曾到慈禧太后灵柩前诵经。

　　陈庆英先生认为，以前，我们都是从史籍文献中看到类似的记载，而档案中的相关记载就更能确切地说明问题，因为档案是事件发生的当时书写的，是一种客观记录。

　　图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①》中的八思巴字《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朵甘类乌齐寺僧众谕旨》。摄影：李元梅

　　图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①》中，满蒙藏文合璧的《康熙皇帝为任命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为达赖喇嘛经师并遣使赏物事致班禅额尔德尼敕书》。摄影：李元梅

　　六体合璧，从多文字“管窥”民族融合

　　“2015年，我曾经审阅过翻译成汉文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选录档案共计1394件，形成近50余万字的汉译文。看完之后，我感觉到，清代西藏档案的一大特征是使用了蒙古文、满文、藏文等不同的文字书写。通常，人们会觉得西藏档案是由藏文、汉文书写的，满文和蒙古文应该很少。然而，从档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蒙满文档案卷帙浩繁。由此可见，清朝尤其是乾隆时期重视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字方面的。像北京有很多汉满蒙藏文四体碑，还有清代官修的《五体清文鉴》，也是类似实践。那么，西藏存在很多蒙满文档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庆英先生写过一本《蒙藏关系史》，研究了藏族与蒙古族700多年的关系史。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反映出，一直到清代，拉萨的三大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都有相当一批蒙古族僧人。这些僧人既懂蒙古文又懂藏文，有些水平还很高。例如，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藏文辞典——《格西曲扎藏文辞典》，作者格西 曲吉扎巴是一位蒙古族人，到西藏学经以后，就一直留在了西藏。

　　刚开始设立驻藏大臣时，清朝主要是派满族人担任，如乾隆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富察 傅清。后来，越来越多的蒙古八旗官员被派到西藏担任驻藏大臣。藏族官员用藏语表达的事务，驻藏大臣将其翻译成蒙古文文书，送到北京，又由理藩院翻译成满文。因此，一件事情就会用好几种文字记载。

　　驻藏大臣衙门里，有蒙古文翻译、汉藏文翻译，还有满文翻译。乾隆皇帝之后，蒙满文使用得越来越少，后来反而被汉文所取代。这一过程说明了清代汉满蒙藏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交融。

　　清朝很多大臣是懂藏文的，如和珅，小时候便会学习吐蕃特学，据说学堂设在雍和宫里。部分满族旗人子弟不参加科举，学习了这些特殊技艺后，就可以担任官职。有外国学者注意到，清代有的噶伦还会讲蒙古语，甚至会取蒙古文名字。

　　这些都说明，在清代，西藏的历史不是一个单一的藏族历史，而是几个民族文化交流、互相往来的密切关系史。

图为陈庆英先生。摄影：李元梅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陈庆英先生指出，西藏档案对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青藏高原的历史悠久，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藏族人民，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发展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今，无论是在西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离不开其优秀的传统文化。西藏档案是藏族优秀文化的一种表征，作为一种文字载体，记录了历史上西藏是怎样走过来的，与中央及其他民族有过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全国而言，由于战乱等天灾人祸，内地的档案文献损坏得非常多。如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反倒名列前茅。而且，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一直都被国内外学者关注，能够公布出版，意义重大。（中国西藏网 记者/王淑 李元梅 贾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