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同奋进】

　　讲述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范周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文化系统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决策部署，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补齐短板、提高效能，不断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基础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得以进一步提升。

　　第一，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基本形成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和发展路径。2016年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陆续颁布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文化法律体系建设，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提供法律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文化和旅游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面向新发展阶段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发展、均衡发展、开放发展、融合发展作出具体要求，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第二，文化投入不断加大，“三馆一中心”等基础公共设施条件和利用效率不足等问题得以改善。中央财政安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从2012年的155.21亿元提升至2021年的230.3亿元，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在十年间翻一倍多，这些都充分彰显党和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视程度。一方面，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持续免费开放政策为群众享受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保证；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对解决城乡文化供给不平衡的问题起到重要作用；多项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加强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全民阅读”连续九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博物馆热”不断升温，公共文化服务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群众生活。

　　第三，公共文化服务逐渐形成融合发展态势，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效能不断提升。一方面，“公共文化+科技”成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重要抓手，包括智慧博物馆等在内的数字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成为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和获得感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间，政府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既提高了社会参与度，同时也促使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投入资金来源趋于多元化。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营机制应坚持政府有效治理与社会积极参与相协调，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韩业庭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