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入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自清朝末年武威吐谷浑墓葬群被人发现开始，考古界陆续对其进行勘探发掘研究，截至20世纪90年代，墓葬群已出土墓志九合，各类珍贵文物数百件。

　　2019年，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位于武威市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所在的山顶之上，东距青咀湾、喇嘛湾墓群约15公里，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为研究后期吐谷浑王族谱系、葬制葬俗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2020年，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慕容智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保护修复，并对出土棺木进行了实验室清理。慕容智墓棺木保存完整，墓主身着朝服，头枕鸡鸣枕，挽髻，戴幞头，头套金质下颌托，面罩丝织覆面，腰束嵌金蹀躞带。身前放置象牙笏板，盖丝质敛衾。身旁放置盘、碗、勺、胡瓶等金银餐饮器具，笔、墨、纸等文房用具，漆奁、铜镜及镜衣、粉盒、木梳、骨簪等梳妆用具，嵌金匕首、豹皮弓韬、贴金花漆木胡禄、箭等武器装备。

　　“从慕容智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别是从其所穿金带紫袍、贴身随葬的笔墨纸、象牙笏板、豹皮弓韬等看，可以说是唐初三品大员的标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吐谷浑考古项目负责人陈国科说，慕容智墓葬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显示了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此外，慕容智墓志左侧面刻有两列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从笔画、结构、书写特点来看，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研究认为它是类似于契丹文字但又早于契丹文的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这是目前发现的依据汉字所创造的年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陈国科说。

　　自1915年弘化公主墓志发现以来，武威南山地区已有多座吐谷浑王族墓葬及墓志被发现，主要集中在青咀湾、喇嘛湾一带。墓志记载归葬地多为“阳晖谷”，所以这一区域也被称为“阳晖谷陵区”。这是2019年之前，学界对武威南山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整体认识。

　　2019年新出土的慕容智墓志显示，慕容智去世后，按照礼制于“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大可汗陵’在武威已出土的吐谷浑王族墓志中系首次提及，这一信息直接冲击了近百年来学界认为的‘阳晖谷’是武威吐谷浑王族陵区的固有认识，可以说为吐谷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陈国科说。

　　根据慕容智墓的位置、相关史料记载，对照出土文献，专家判断在武威南山地区，除了“阳晖谷”陵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大可汗陵”区。

　　为了寻找“大可汗陵”，项目组对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

　　此次勘察廓清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墓葬群可初步分为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和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

　　2021年，项目组对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处墓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推测，这三座墓葬的墓主人可能都属于吐谷浑蓬子氏家族成员，存在亲属关系。无论在吐谷浑国内还是归唐以后，蓬子氏族都是吐谷浑民族内部很有名望的氏族，其氏族首领大多官居高位，身份显赫，整个氏族也为当地的政治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陈国科说。

　　“墓主人身份的确认能够为吐谷浑民族内部构成，以及吐谷浑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所起到的贡献等历史谜团的解答，提供更为确切的史实依据。”陈国科表示，“蓬子氏家族墓地的发现之所以重要，是提醒我们还可能有更多吐谷浑氏族的墓地广泛分布于周边，在等待我们做更为详细的工作来阐明其布局特征。”

　　陈国科介绍，接下来项目组会以三个陵区为基础，力求确认“大可汗陵”的具体位置，通过选择性的发掘，进一步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文化内涵，此外还将扩大考古调查及勘探范围，争取厘清整个陵区的分布状态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也在持续进行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及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争取高质量完成文物修复，尽快公布考古报告。”陈国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