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诗品》东渐日本的故事

　　《诗品》东渐日本，是一个优美的中国故事。

　　钟嵘《诗品》我国齐梁时代第一部诗论著作，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成为“百代诗话之祖”。《诗品》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经典，而且是世界文学理论的经典。在进入日本诗人、歌手的“期待视野”以后，东渐日本；并对日本文学、日本和歌的创作与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诗品》是如何东渐？何时东渐到日本的呢？

　　最早把《诗品》带回日本的很可能是遍照金刚（公元774—835），俗姓佐伯，名空海。他于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在中国留学，与中国僧徒、诗人多有交往。回国时，他带走了大量的汉诗汉文典籍，应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语和文学的需要，排比编纂而成《文镜秘府论》一书。

　　《文镜秘府论》第一次引用《诗品》之名。《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征引了隋代刘善经《四声指归》，其中引用了《诗品》论声律的几段文字：“颍川钟嵘之作《诗评》（即《诗品》），料简次第，议其工拙。乃以谢朓之诗，末句多謇，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谓有心哉！”“又云：‘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嵘又称：‘昔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往古诗人，不知用之，唯范晔、谢公颇识之耳。’”

　　几年后，唐元和末年（公元820）前后，日本天长四年（公元827），良峰安世等人总其成的日本汉诗《经国集》中，又有《诗品》的消息。在《经国集序》里，有明显模仿、化用《诗品》成句的地方，如：“譬犹衣裳之有绮縠，翔鸟之有羽仪”，明显来自《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琬琰圆色，则取虬龙片甲，麒麟一毛”，明显化用了《诗品·晋中书潘尼等人》条“文彩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清拔之气，缘情增高”，明显出自《诗品·晋太尉刘琨》条“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可见，《诗品》在公元820年前后即传入日本并开始流传，《诗品》的语言句式，以及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已被日本诗人引用、接受，成为他们思想和语言的一部分。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七十年后，宽平二年（公元890），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明确著录了：《诗品》三卷（见“小学家”类）、《注诗品》三卷（见“杂家”类）。可证《诗品》传入日本的下限，当在公元890年此书成书以前。

　　《诗品》对日本和歌的影响

　　《诗品》对日本和歌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对纪贯之《古今和歌集》的影响上。《古今和歌集》是继《万叶集》之后，第二部有重大影响的和歌总集。延喜五年（公元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诏编选，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纪贯之等进呈；选诗一千一百余首；前后有纪贯之所作“真名序”（汉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

　　这两篇序文论述和歌的起源、本质特征和社会功用，揭示了和歌发展的历史，品评历代歌人的优劣，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创作及批评的理论；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学的基础。因此，一千多年以来，不仅“二序”被日本人奉为圭臬，视为珍宝；纪贯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诗学界普遍的仰戴，并被尊为和歌理论和散文文学的开山祖师。但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学习、继承、祖袭钟嵘《诗品》的基础上构建的。

　　纪贯之不仅吸取了钟嵘的美学理想，且从作意、章法、结构乃至遣词造句、语言修辞上师法钟嵘《诗品》，并受《诗品》散中夹骈行文风格的影响，一些词句和比喻，如“此意强而才弱也”“文繁而意少”“其情有余，其词不足”“其词花而实”“巧咏物”“首尾停滞”“半为妇人之右，难进丈夫之前”等等，都直接运用或化用了《诗品》的成句。

　　《古今和歌集》开其端，历代日本天皇都下诏编纂和歌，如《和歌三代集》《和歌八代集》《和歌二十一代集》，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诗品》影响。

　　日本学者对《诗品》的研究

　　《诗品》东渐日本以后，出于对汉诗创作及和歌理论建设的需要，从天长年间（公元824—834）开始，到明治（公元1868—1912）时代，日本诗人对《诗品》经历了一个从感性上学习、摹仿、化用，到理性上分析、研究的过程。

　　20世纪以来，《诗品》更是引起日本学者研究的兴趣。明治四十一年（公元1909），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中设有专门章节来论述《诗品》。20世纪30年代，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认为《诗品》应为一部五言诗选的附录。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品》在日本学术界形成新的热点，最令人注目的，莫过于“《诗品》研究会”的成立。昭和三十七年（公元1962），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高木正一和高桥和巳发起成立“《诗品》研究会”，对《诗品》的字词、典事、义理、观念，进行全面的研讨。参加的学者有：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清水茂、兴膳宏、田中谦二、尾崎雄二郎，东京大学教授福永光司，东北大学教授村上哲见，神户大学伊藤正文、一海知义，广岛大学小尾郊一、铃木修次，东洋大学教授船津富彦，立命馆大学教授白川静、笠原仲二，以及岛根大学、名古屋大学等二十多位教授，可谓集中了日本汉学有关方面的精英和新锐。从“《诗品》研究会”的成员看，其人员分布之广，研究水平之高，都是空前的。是日本承认《诗品》在日本的影响，并对研究感兴趣的最好证明，它直接形成了日本的“《诗品》热”。

　　二十多位教授根据自己的专长，在研究上作了分工。有人专事文字校勘，有人专作词章训诂；有的擅长思辨哲学，有的作旨意的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诗品》进行逐字、逐句、逐行、逐段的研究，然后将成果汇集成《钟氏诗品疏》在《立命馆文学》上连载发表。高木正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加工，完成并出版了《钟嵘诗品》，标志着日本学者的《诗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诗品》研究会成立期间，韩国文理科大学的车柱环教授，法国法兰西学士院的保罗·戴密微博士也参加了讨论（高木正一《钟嵘诗品》前言）。因此不妨说，这是一个以日本学者为主，由韩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参加的国际《诗品》研究会。这使《诗品》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诗品》东渐日本的意义

　　第一是揭示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亲缘。在中日文化双向交流的大背景下，《诗品》“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四季感荡”和“人际托怨”的诗歌发生论，及其诗歌史观和美学理想，在影响和歌理论和创作的漫长过程中，与日本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相融合，已和谐地进入日本民族独特的美学结构之中，成为日本和歌精神和民族审美意识，如“雅”“佗”“寂”“物之哀”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二是促进文化上的双向交流。在新世纪，东亚各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也应在文化、学术上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加强对异质文化和不同观念的理解。《诗品》作为中国汉字文明的重要产物，在千年的流传中，现在已经融入了东亚各国文化的血脉，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精神财富。因此，在东亚的平台上，东亚各国学者相聚在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学术交流和切磋中认识历史，取长补短。这在国与国之间，学术与学术之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是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国际话语权，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诗品》对中日后世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使得《诗品》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以《诗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因此，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文论，重视《诗品》，特别要揭示其走出国门，影响日本和东亚文化史的全过程，无疑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