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管党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保持必要的清醒和坚定，就“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在新时代十年取得的伟大变革中，不断探索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是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党一直把自我警醒、自我批判摆在重要位置

　　毛泽东同志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洞察，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审时度势地提出依靠自我革命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由此带来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变革性实践和突破性进展。党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不仅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而且有效提升了党的建设能力和水平。

　　把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同政党的本质属性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面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难题，必须重视政党治理问题。政党治理包含政党对国家及社会的治理和政党对自身的治理两个层面，政党对自身的治理更具基础性作用。这个层面的治理主要是指政党运用制度建设、思想教育等多种形式加强自身建设，以提高防腐拒变、应对复杂局面、治理国家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注重自身建设，特别是要重视自我革命的重要作用。

　　对于革命，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体现在自我革命上，比如“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避免骄傲自满、居功自大的不良情绪，我们党拿起自我革命的武器，通过开展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发展的崭新篇章，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同志等向全党发出警醒：“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充分表明我们党一直把自我警醒、自我批判摆在重要位置。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通过开展周期性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严厉惩治腐败等自我革命的方式，实现自我净化。

　　自我革命蕴含深刻机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攻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自我革命的警醒。习近平总书记借用“霸王别姬”“人亡政息”等典故或话语警示全党，“我常常提及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对’。当年‘窑洞对’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基于此，他将勇于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自我革命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在这一系列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是自我革命所蕴含的深刻机理：“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 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探索体现在多方面。比如，以科学理论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重要学习教育及相关活动，都是从思想深处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敢于自我革命的堤坝。又比如，发扬斗争精神克服精神懈怠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其主要出发点就是克服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风险，永葆积极向上的态度。再比如，正风肃纪强力反腐保持肌体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逐渐形成了“上无禁区、下无死角、外无空白”的反腐败斗争新格局。此外，以有效的权力监督推动自我净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继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注重从监督制度体系化建设，提出“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坚持自我革命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跳出“历史周期率”也不是一个新要求。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蕴含着新时代政党治理的内在诉求和现实期待。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要求，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回应问题的政治品格。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