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 策（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桃花源记并诗》并见于传世各本《陶渊明集》中，一《记》一《诗》珠联璧合，形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这种《记》与《诗》相结合而呈现的文学形式，在表面上与史家传赞体文学相类似，但其《诗》既非对《记》中所述人物、故事的评赞，《记》也非《诗》前的序。二者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关系，这就是自我的互文。相对而言，《记》更具有独立性，这使得《记》在后代选本中往往脱离《诗》而单行，人们也普遍重《记》轻《诗》。《诗》则将渔人如何发现桃源秘境、高尚之士如何再寻桃源的过程全部略去，集中表现桃花源的社会形态，并抒发议论和感慨，融入了诗人自我的生命意识，表达了顺应自然的哲理思考（“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诗》更像是《记》的“读后感”，对《记》明显具有依附性，如果离开《记》，《诗》便没有了着落，读者将不知所云。

　　《记》《诗》所述情节有相互抵牾之处，这一点是很值得关注的。《记》言“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言外之意是说桃源中人的穿着与当时晋朝人是一样的，而《诗》却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意谓桃源中人之礼仪、服饰与先秦时相同。对于这种矛盾的叙述，龚斌先生认为：“《记》是志怪小说，情节奇幻迷离，本来就不可纯以常理理解之。渔人所见‘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写出别有洞天之中，充满人间宁静和谐之气息……《诗》是理性地评述，表现作者的社会理想。由于《诗》与《记》文体不同，内容和旨趣表现出某些差异，完全正常。”（《陶渊明集校笺》）文体不同，叙事的侧重点自然也就不同：《记》重在叙事，通篇没有出现陶渊明自己的形象，没有作者的评论；《诗》则重在“言志”，重在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末二句“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更是十分清晰地表达了飘然高举、寻觅知己的志愿。当然，这一《记》一《诗》的自我互文性和差异性也提醒我们，二者很可能并非同时所作，而是经历了先后成篇，各自独立，最后才合体形成《桃花源记并诗》。这一文学现象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桃花源记》早期独立的文本见于《搜神后记》卷一“桃花源”条，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

　　今本《搜神后记》中《桃花源记》，依寅恪之鄙见，实陶公草创未定之本。而渊明文集中之《桃花源记》，则其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氏认为，《搜神后记》中的叙写桃源故事的文本是《桃花源记》的“草本”，而传世各本《陶渊明集》中的《桃花源记并诗》则是由“草本”而形成的“定本”，前者有《记》无《诗》，这也说明《记》的创作在先，《诗》的创作在后，二者融合，最后形成了《桃花源记并诗》。

　　不仅如此，就《桃花源记》“草本”的创写而言，其自身也存在着比较丰富的“前文本”，这些文本就见于《搜神后记》卷一，具体涉及“仙馆玉浆”条、“剡县赤城”条、“韶舞”条、“刘驎之”条和“穴中人世”条等五条故事。我们试将这些故事的文本与《桃花源记》“草本”和“定本”加以比较（“定本”与“草本”如有差异，则以按语明之，无差异则不出按语）：

　　1.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仙馆玉浆”条）/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草本，下同）

　　2.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同上）/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3.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剡县赤城”条）/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4.经一石桥，甚狭而峻（同上）/初极狭，才通人

　　5.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同上）/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6.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同上）/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7.何寻逐，径向一山（“韶舞”条）/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8.山有穴，才容一人（同上）/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

　　9.初甚急，前辄闲旷（同上）/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10.见有良田数十顷（同上）/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11.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同上）/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不复出焉案：“自云”句，“难”字，“定本”作“时乱”。

　　12.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刘驎之”条）/缘溪行，忘路远近

　　案：“忘路”句，“路”字下，“定本”有一“之”字。

　　13.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同上）/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

　　案：“太守刘歆”四句，“定本”作“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陶公删除“刘歆”之名，显示了作家化实为虚的艺术追求，这样处理更令人回味。

　　14.深山中有人迹，异之（“穴中人世”条）/渔人甚异之

　　15.穴才容人（同上）/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

　　16.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同上）/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17.不异世间（同上）/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从以上17例可以看出，《桃花源记》的“草本”是以洞穴仙窟故事为蓝本进行加工改造的，而“定本”对“草本”则有进一步的加工（更多的文字差异可以参看范子烨《〈桃花源记〉的“草本”与“定本”问题——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补说》一文）。六朝时期，道教兴盛，隐逸之风昌炽，很多文人雅士徜徉于山水之间，访仙问道，不辞险远，神秘的洞窟仙府不断被发现，由此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有关洞穴仙窟故事的记述；而以《桃花源记》为核心的这一自我创作的链条，实际就是同一作家的自我的“互文性”文本建构，而这一建构过程恰好在客观上彰显了陶渊明就是《搜神后记》的作者这一不争事实。

　　总之，就互文性的创作机制而言，《桃花源记并诗》的生成过程是：《搜神后记》五条→《桃花源记》草本→《桃花源记》定本→《桃花源诗》→《桃花源记并诗》。事实上，任何经典作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着“前文本”的存在，而陶渊明这种自我的互文性创作，更体现出一位伟大作家积土成山积水为渊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换言之，《桃花源记并诗》所采用的诗歌与散文合璧之新文体（参见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兼论〈桃花源记并诗〉》），实际就是一种由自我的互文性创作机制孕育的文体形式，客观上已经为采用同样文体形式的唐传奇的出现导夫先路了：这篇承载着桃源之梦的一代文学经典，其文体竟然成为唐代士子们“行卷”写作的通行范式，如此文学史的奇迹，也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0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