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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互文与经典生成

发布时间:2023-10-10 09:42:0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尹 策(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桃花源记并诗》并见于传世各本《陶渊明集》中,一《记》一《诗》珠联璧合,形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这种《记》与《诗》相结合而呈现的文学形式,在表面上与史家传赞体文学相类似,但其《诗》既非对《记》中所述人物、故事的评赞,《记》也非《诗》前的序。二者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关系,这就是自我的互文。相对而言,《记》更具有独立性,这使得《记》在后代选本中往往脱离《诗》而单行,人们也普遍重《记》轻《诗》。《诗》则将渔人如何发现桃源秘境、高尚之士如何再寻桃源的过程全部略去,集中表现桃花源的社会形态,并抒发议论和感慨,融入了诗人自我的生命意识,表达了顺应自然的哲理思考(“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诗》更像是《记》的“读后感”,对《记》明显具有依附性,如果离开《记》,《诗》便没有了着落,读者将不知所云。

  《记》《诗》所述情节有相互抵牾之处,这一点是很值得关注的。《记》言“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言外之意是说桃源中人的穿着与当时晋朝人是一样的,而《诗》却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意谓桃源中人之礼仪、服饰与先秦时相同。对于这种矛盾的叙述,龚斌先生认为:“《记》是志怪小说,情节奇幻迷离,本来就不可纯以常理理解之。渔人所见‘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写出别有洞天之中,充满人间宁静和谐之气息……《诗》是理性地评述,表现作者的社会理想。由于《诗》与《记》文体不同,内容和旨趣表现出某些差异,完全正常。”(《陶渊明集校笺》)文体不同,叙事的侧重点自然也就不同:《记》重在叙事,通篇没有出现陶渊明自己的形象,没有作者的评论;《诗》则重在“言志”,重在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末二句“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更是十分清晰地表达了飘然高举、寻觅知己的志愿。当然,这一《记》一《诗》的自我互文性和差异性也提醒我们,二者很可能并非同时所作,而是经历了先后成篇,各自独立,最后才合体形成《桃花源记并诗》。这一文学现象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桃花源记》早期独立的文本见于《搜神后记》卷一“桃花源”条,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

  今本《搜神后记》中《桃花源记》,依寅恪之鄙见,实陶公草创未定之本。而渊明文集中之《桃花源记》,则其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氏认为,《搜神后记》中的叙写桃源故事的文本是《桃花源记》的“草本”,而传世各本《陶渊明集》中的《桃花源记并诗》则是由“草本”而形成的“定本”,前者有《记》无《诗》,这也说明《记》的创作在先,《诗》的创作在后,二者融合,最后形成了《桃花源记并诗》。

  不仅如此,就《桃花源记》“草本”的创写而言,其自身也存在着比较丰富的“前文本”,这些文本就见于《搜神后记》卷一,具体涉及“仙馆玉浆”条、“剡县赤城”条、“韶舞”条、“刘驎之”条和“穴中人世”条等五条故事。我们试将这些故事的文本与《桃花源记》“草本”和“定本”加以比较(“定本”与“草本”如有差异,则以按语明之,无差异则不出按语):

  1.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仙馆玉浆”条)/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草本,下同)

  2.计可十余日,忽然见明(同上)/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3.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剡县赤城”条)/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4.经一石桥,甚狭而峻(同上)/初极狭,才通人

  5.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同上)/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6.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同上)/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7.何寻逐,径向一山(“韶舞”条)/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8.山有穴,才容一人(同上)/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

  9.初甚急,前辄闲旷(同上)/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10.见有良田数十顷(同上)/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11.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同上)/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不复出焉案:“自云”句,“难”字,“定本”作“时乱”。

  12.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刘驎之”条)/缘溪行,忘路远近

  案:“忘路”句,“路”字下,“定本”有一“之”字。

  13.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同上)/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

  案:“太守刘歆”四句,“定本”作“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陶公删除“刘歆”之名,显示了作家化实为虚的艺术追求,这样处理更令人回味。

  14.深山中有人迹,异之(“穴中人世”条)/渔人甚异之

  15.穴才容人(同上)/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

  16.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同上)/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17.不异世间(同上)/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从以上17例可以看出,《桃花源记》的“草本”是以洞穴仙窟故事为蓝本进行加工改造的,而“定本”对“草本”则有进一步的加工(更多的文字差异可以参看范子烨《〈桃花源记〉的“草本”与“定本”问题——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补说》一文)。六朝时期,道教兴盛,隐逸之风昌炽,很多文人雅士徜徉于山水之间,访仙问道,不辞险远,神秘的洞窟仙府不断被发现,由此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有关洞穴仙窟故事的记述;而以《桃花源记》为核心的这一自我创作的链条,实际就是同一作家的自我的“互文性”文本建构,而这一建构过程恰好在客观上彰显了陶渊明就是《搜神后记》的作者这一不争事实。

  总之,就互文性的创作机制而言,《桃花源记并诗》的生成过程是:《搜神后记》五条→《桃花源记》草本→《桃花源记》定本→《桃花源诗》→《桃花源记并诗》。事实上,任何经典作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着“前文本”的存在,而陶渊明这种自我的互文性创作,更体现出一位伟大作家积土成山积水为渊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换言之,《桃花源记并诗》所采用的诗歌与散文合璧之新文体(参见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兼论〈桃花源记并诗〉》),实际就是一种由自我的互文性创作机制孕育的文体形式,客观上已经为采用同样文体形式的唐传奇的出现导夫先路了:这篇承载着桃源之梦的一代文学经典,其文体竟然成为唐代士子们“行卷”写作的通行范式,如此文学史的奇迹,也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09日 13版)

(责编:李雨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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