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还是胡服,从2300年前说起
中国衣裳
汉服还是胡服,从2300年前说起
战国时期,中国出了一件跟服装有关的大事。这件事在《史记》当中,不算标点符号,司马迁就用了1500字来讲述。这件事让一个诸侯国军力大增,灭掉另一个国的同时还向北扩张了上千里之远;这件事后来演变出一句成语,意思是取长补短、勇于改革,从它开始,祖先的思维变得更加开阔了。这件事,就是发生在2300年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汉服和胡服有什么不同
要想弄清楚赵武灵王为什么要搞胡服骑射,就要首先弄清汉服和胡服有什么区别。
所谓“汉服”,就是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是黄帝开创、周朝建制、汉朝修补定型的传统服装体系。在赵武灵王的时候,还没有“汉服”的称谓,但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典型风格,方便起见,还是称之为“汉服”。
所谓“胡服”,就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今天这样称呼只是按照历史习惯,已经不带任何偏见。56个民族的服装就像百花盛开,历史上的时尚,很多也是兄弟民族互相借鉴融合所创造的。那么,汉服与胡服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其一,上衣下裳与上衣下裤。汉服最典型的形制是上衣下裳,史传是由人文初祖黄帝设计的,上衣象征天,下裳象征地。黄帝的历史地位非常高,所以后人不敢随意改动。并且从生活角度出发,在当时气候温暖、面料粗糙的情况下,下身穿近似于围裙的裳显然更为舒适。先民在田地耕作,身着短裳也可以明显减少清洗次数,使服装更为耐久。相反,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天气寒冷,经常行走于野草荆棘之间,还有骑马的需要,所以胡服以上衣下裤为典型形制。
其二,左衽和右衽。汉服有一个典型特征是右衽,而大多数游牧民族采用的是左衽。右衽就是把左边的衣襟朝右边遮过去,左衽相反。
关于汉服右衽的文化根源,历史文献上交代得并不清楚。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在倒下的时候,左眼化为日,右眼化为月,因此左为阳,右为阴,所以衣襟从左向右遮掩的右衽是阳包阴,为活人穿着,而左衽为阴包阳,古代死者入殓的寿衣采用左衽;二是隋唐学者孔颖达的解释,活人抽解纽带以右手为便,所以采用右衽,而去世的人不需要解开衣带,所以左衽,这一说法显然牵强。
其实,从生活角度和力学原理进行分析或许更为合理。农耕民族劳动常挥右手,所以右边的袖子所连的衣襟略小,才会动作轻便;而游牧民族以骑马射箭为重要动作,常左手擎弓,所以左襟略小会相对省力。当然,今天的面料明显轻薄,纽扣和拉链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左右衽在生活中的差别已经很小了。现代男装采用右衽,女装采用左衽,仅仅体现的是男女之别。
其三,文与武的倾向。除了衣裳衣裤和左衽右衽这两种最明显的差异,胡汉之服还有如下不同:汉服宽衣大袖,胡服短衣窄袖;汉人腰系布带,胡人腰缠革带;汉人脚穿草鞋或布鞋,胡人则足蹬皮靴。
总体来说,汉服的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和强化礼治。天人合一强调顺遂自然,强化礼治更要彰显文德,所以汉服显得平和、宽松、优雅,但也因此缺乏战争的便利性。而胡服,因为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处于漂泊的生活状态,更重视保暖和搏击需要,更多要求移动的便利性,所以相比汉服,更加简单、干练、威武,在作战方面有明显优势。
赵武灵王是战国人物,正值天下大争之际,所以希望引进胡服来武装军队,也是出于现实需要。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打开汉民族思维的一扇窗
汉服和胡服都有其形成的道理,所以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既改变文化传统又影响现实生活,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他从14岁开始当国君,到此时已经干了19年,很清楚在争取重臣支持时,必须做通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自己叔叔公子成的工作。
赵武灵王派了一位大臣去了叔叔家,在寒暄之后说:“在家里听长辈的,在朝廷就得听国君的。现在国君推出一项措施,您得支持啊。您要是不支持,国君没法推动啊。”但公子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现在重病在身,暂时无法上朝。既然国君让我表态,那我就斗胆说几句。”接下来,他讲了很大一段话,近似于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优良的传统不能丢;以及放弃优良传统,改穿胡人的服装,恐怕不得人心,所以请国君认真考虑……一个回合下来,公子成仿佛更有高度,赵武灵王暂居下风。
听大臣汇报说叔叔病了,赵武灵王一脸焦急,前往看望,见了面当然不只是嘘寒问暖,还是要聊到这件大事。之前公子成说放弃传统不得人心,赵武灵王也就从这一条开始分析。他说:第一,服装都是古代圣人因地制宜创造的,重点在利于民众生存,各地情况不同、服装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博采众长是最好的选择;第二,提倡胡服是为了建设骑兵,是为国家安全着想,中山国勾结齐国打赵国时,践踏国土,虏掠百姓,还引水围困鄗城,如果不是神灵保佑,鄗城早已沦陷,这个仇至今未报;第三,我可不希望大家说叔叔您为了顺从中原的习俗,而违背简主、襄主(赵简子和赵襄子父子,赵国的基业在他们手上开创)的遗志,怕担变服的骂名而忘了鄗城的耻辱。话已至此,成叔叔热泪盈眶,连忙拜倒,“您把简襄两位先祖都抬出来了,我还敢不从命吗”。
但是,还是有很多大臣认为要坚守传统,赵武灵王同样也表现出非凡的口才。他说:第一,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思路都不相同,但尧舜禹汤都很成功,所以,法无定法,关键是适合;第二,从夏到商,服制和礼制都没有改变,但夏照样灭,商照样亡,所以服装没那么大作用;第三,如果说衣服决定人心,那么穿着保守的鲁国就没有先锋的人,穿着奇怪的吴越就没有正常的人吗?第四,常人难免俗流,贤者拥抱变化,不懂创新,能有什么出息。
汉明帝重新定型汉服,汉灵帝喜好胡服
不过,赵国毕竟只是七雄之一,且主要是把胡服作为军服使用,当时的华夏各国,仍然主要采用周王朝的服制。所以,胡服骑射主要是打开了汉民族思维的一扇窗户,吸收其他民族的服装不再被看作辱没祖先的行为。
之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他是一个更敢想敢干的人。在服装方面,他废除了周王朝中最核心的六冕服制,建立自己的新官服体系。尽管这些动作都很生猛,但其实当时的总体服装风格仍未脱离汉民族特色。
后来,秦代的服制绵延了整个西汉。现代人看到汉武帝戴冕出现在画像当中,其实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直到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倡导儒家,才恢复冕服制度。由于焚书坑儒,大量史料被付之一炬,所以汉代所恢复出来的东西,已经夹杂了很多想象在内。这套并不准确的服制体系,成为后世眼中的汉服样板。
因此,汉服由黄帝开创、周朝建制,到汉明帝时期修补定型,最终确定完整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汉服。
赵武灵王打开的那扇窗户,不时会有风吹进。汉明帝不会想到在他身后100年,出了一位汉灵帝刘宏。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比较低,比如巧立名目搜刮钱财、卖官鬻爵追求享乐、滥杀贤良重用宦官,总之坏事做得远多于好事;并且在生活方式上,他也常悖于礼制,比如《后汉书·五行志一》当中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牀、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皆竞为之。”
汉灵帝喜好胡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很可能没有政治原因,但全盘接受陌生的东西,也是不可取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也有糟粕,取长补短才是良策。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融合终将是大势所趋
汉灵帝身后,汉室大厦倾覆,群雄并起,三国鼎立,中国进入了最为曲折的一段历史。汉人不断向南迁移,把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让给了游牧民族。胡服的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很多汉人改穿胡服,尤其是裤子、皮带大面积流行。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喇叭裤、细腿裤等,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有了雏形。
文化之间往往发生的是双向交流。与赵武灵王向游牧民族学习一样,这一时期发生了游牧民族向汉族学习服装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南北朝时期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女人——北魏冯太后,虽然北魏是鲜卑人的政权,但是大权在握的冯太后却来自汉族。冯太后有个孙子拓跋宏,就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两岁时被立为太子,由奶奶冯太后抚养,所以从小接受汉文化熏陶。
拓跋宏也确实是个好苗子,自幼喜欢读书,手不释卷。《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不用老师教,他自己就能思考出精髓和奥妙,可见天分极高。正是有了这些基础,才有了之后的改革。
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开始掌握实权,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北魏展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感觉惊心动魄。改革的动作包含这样一些项目:迁都洛阳、穿汉服、讲汉话、改籍贯、改汉姓、通婚姻、兴办学校、恢复汉族礼仪,甚至采用汉族的封建统治制度。
为什么穿汉服会成为改革的一项呢?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统治需要,拓跋宏当然希望在汉族聚居区把北魏政权延续下去,而统治者穿汉服会让汉族人感觉亲切,更易被接受;其二,影响广泛,服装是生活必需品,官员百姓都要穿着,所以改变服装的影响是最为广泛的;其三,表达直观,服装是文化最直观的表达方式,汉服平和宽松,穿上汉服,举止行为就会显得温文尔雅。
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跟赵武灵王一样遇到了巨大阻力。孝文帝的亲儿子元恂,就站出来与他为难。《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宏初徙都,恂意不乐,思归桑干。宏制衣与之,恂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在孝文帝刚刚迁都到洛阳之时,太子恂心里不高兴,一心想回到故都平城,并且把拓跋宏赐给他的汉服偷偷撕裂销毁,然后重新编发,并穿左衽的鲜卑服装。
孝文帝改革力度巨大,北魏政权因此付出了一定代价,后人评论也是毁誉参半。但有一个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北魏汉化与胡服骑射一样,都促进了古代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如水,相遇就会交融,文化的融合可以说是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放到几年、几十年的维度来看,也许会有拐弯甚至逆向,但放到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去看,就会发现融合的力量有多么顽强。
北魏孝文帝改革也是一次力量积蓄,接下来不久,一个盛世就来了。唐朝在服装方面的成就,可以说至今仍令人惊叹。作为服装文化研究者,我们会经常把目光投回那个时代,大唐神韵,永难忘怀。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李任飞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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