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项目不久前举办线上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由华北电力大学撰写的报告《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电力战略路径抉择：煤电还是电力新基建》。在“十四五”能源规划呼之欲出及碳减排背景下，我国电力战略的路径应当如何选择，是继续稳增长还是防过剩？相关专家对此作了深入分析。

　　电力清洁能源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周原冰认为，“十四五”是我国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和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期，也是推动能源变革转型的重要窗口期，应该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上有根本性转变，而核心点就在于加快清洁能源发展步伐。

　　煤电是我国最主要的电力来源。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煤电装机达到10.4亿千瓦，在整个发电装机容量中占比52.0%。2019年我国煤电发电量达4.6万亿千瓦时，在电力发电量中占比62.3%。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减半，难度加倍，任务艰巨。”周原冰强调。

　　我国电力清洁能源比例与环保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18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仅为22.2%，环境绩效指数为50.74。而人均电力消费与我国相近的英国，其清洁能源消费比例高达56%，环境绩效指数达79.89。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清洁能源消费比例与环境绩效指数均明显高于我国。

　　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大电力基建项目的投入力度，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电力基建差距。

　　推广清洁能源面临多重障碍，结构性矛盾突出

　　推广清洁能源的障碍除了清洁能源发电效率低和不稳定外，“重发、轻供、不管用”的问题使特高压输送清洁能源的利用效率远不及预期。

　　报告指出，大量特高压线路的建设目的是输送可再生能源电力，但其实际输送的可再生电力非常有限。设计容量为680万千瓦-1050万千瓦的浙福线路、1000千伏的晋东南-南阳-荆门线路和900万千伏的锡盟-山东线路2019年的通道利用率均仅有10%左右。

　　特高压线路的建设虽是为了输送可再生能源电力，而在实际运行时需要大量配套煤电。以甘肃酒泉—湖南±800千伏输电工程为例，作为我国首条大规模输送新能源电力的特高压直流工程，其设计输送能力为800万千瓦，配套的煤电电源高达600万千瓦。

　　换句话说，出现了为发展清洁能源反而建设更多煤电设施的现象。

　　此外，长期以来存在的“电量充裕、电力紧张”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2019年，我国火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4293 小时，远低于火电机组设定的标准利用小时数5300小时-5500 小时。

　　电力基础建设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因此，受疫情影响，以煤电为中心的电力传统基建投资动力显著抬头，但这不符合能源转型要求。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煤电利用率不足，传统能源传输效率低；另一方面为拉动经济，大量建设电力传统基建设施，且为保证清洁能源输送而大量建设煤电机组，其中的矛盾急需化解。

　　新基建——电力战略发展新途径

　　“对应碳中和目标，单位供电碳排放必须从600克/千瓦时下降到100克/千瓦时，甚至50克/千瓦时。”周原冰直言，要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我国煤电装机必须在“十四五”期间达峰，并在2030年后快速下降。

　　从电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来看，特高压和煤电的增量一定要用在刀刃上，特高压通道应主要输送清洁电力，增加以新能源为主体的非化石能源开发消纳，反对打着清洁电力的旗号输送煤电。

　　报告认为，电力新基建要突出其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功能，加强与5G、物联网、大数据等创新技术融合，实现电力系统绿色、安全、高效、智慧发展。电力新基建包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综合能源服务、配电网和数字电网等。电力新基建将促进需求侧改革，并且提高节电效率。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徐进认为，“后疫情时代”将给电力投资业务带来新变化。 他说： “综合看，‘十四五’电力投资要切实避免引起新一轮跑马圈地，摆脱‘病急乱投医’‘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做法，应重点围绕‘新基建’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