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文艺事业经历了两次繁荣发展期。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成立的西藏各族群众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得西藏各族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大为增强，激发了他们歌唱新生活的热情和创作的积极性，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广泛地被人民群众欣赏和接受，有效发挥了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激励人和塑造人的作用。其代表作有：电影《农奴》、话剧《文成公主》、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等。

　　西藏文艺事业的第二次繁荣发展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为西藏文艺事业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艺术人才更多了，艺术门类更齐全了，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更多更高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如电影《可可西里》《红河谷》，藏语相声《四不像》《文物的呼唤》，小品《这是我家》，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天路》等。

　　新时代推进西藏文艺事业大繁荣大发展，使文艺创作真正担负起“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西藏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分析受众特征，遵循其心理接受规律，做到因对象而创作

　　因对象而创作，要求文艺创作者在创作前一定要首先明确，你的作品主要是给哪个层次的群众看的？这个群体的文化素质如何？他们的接受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更喜欢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哪些内容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共鸣……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文艺创作活动才有指向性、针对性，文艺作品才能通俗易懂和有吸引力,也才能被它所指向的群众接受和喜欢。如此这般，文艺作品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人、引导人、影响人、激励人和塑造人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只要是以受众为本的文艺作品，都会成为老百姓喜欢的精神食粮。只有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贴近实际生活 ，用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表现出来，用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形式展现出来，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否则，文艺作品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二、深入群众生产生活实际，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唯有深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文艺创作者才能挖掘到更多鲜活的现实素材，才能避免文艺之水由于无源而干涸，作品之木由于无本而枯萎。

　　《洗衣歌》就是基于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创作的。在解放西藏“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战斗中，在砸碎农奴制的枷锁实现民主改革的日子里，在边疆自卫反击的战场上……解放军和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作者亲身经历了这些难忘的岁月，感触颇深，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表现它。在1964年的藏历新年拥军活动中，拉萨市民自愿为部队拆洗衣被。作者从这热火朝天的感人场面中受到了启发，写下了朴实、易懂、满含深情的词句：“是谁帮咱翻了身？是谁帮咱得解放？是谁帮咱修公路……”《洗衣歌》浓郁清新的藏族特色非常鲜明。它汲取了昌都民歌、巴塘民歌《江作林令》等藏族民间音乐素材，既保留了原有风格，又有所创造。曲调跌宕起伏，充满欢乐和激情。这首歌只用了八个音，易学好唱，琅琅上口，虽简单却不单调。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

　　文艺创作者应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在创作过程中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社会效益，要求文艺创作者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作品的主要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经济效益，要求文艺创作者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尽可能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创作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对于西藏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发展、稳定、民族团结和反对分裂。文艺创作者应该深入挖掘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稳定、坚持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斗争中涌现的优秀典型，在这些实例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升和艺术加工，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不断创作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作品。近些年，西藏创作了一批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纪录片，对于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笔者看来，如果把视角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描写祖国统一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民族团结对自己生活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社会动乱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什么样的危害……这种以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和生活变迁为创作对象的作品，由于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所以，也就最能触及人民群众的内心，引起他们的共鸣，受到他们的喜欢，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四、歌颂新生活新变化，传播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正能量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牧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率先实施；安居工程使数十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新房；较为完整的交通运输网络已经形成；水、电、网络、电话、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2018年，全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400亿元，较上年增长1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以上，西藏进入历史上发展和稳定的最好时期。

　　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各族群众生活节节攀高值得关注。文艺创作者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条件下的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重点，赞颂勤劳致富的模范，歌唱促进发展稳定的典型，使作品洋溢着积极向上、昂扬奋进、团结和谐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发挥文艺作品激励人、凝聚人和引导人的作用。如《天路》这首歌就是基于青藏铁路这一举世闻名的浩大工程创作的。2001年春天，著名曲作家印青和词作家屈塬，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在火热的工地上，在藏族同胞的家里，两位词曲作家在对铁路工人、藏族群众采访中发现:只要一谈起青藏铁路，人们都非常激动，他们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为“天路”。一位叫拉姆的藏族老阿妈激动地对两位词曲作家说：“青藏铁路是共产党为我们藏族人民修的天路，多少年来，我们就一直渴望能有一条通往远方的路，这条路可以带我们走出贫穷、走出落后、走向富裕、走向北京。”老阿妈的一席话，让两位词曲作家心情非常激动，他们借词传情、用曲抒怀，几天之后，歌曲《天路》问世了。

　　《天路》把音乐、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深受大众的喜爱且广为传唱。《天路》唱出了党中央对西藏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也唱出了西藏老百姓的幸福感、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传递了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正能量，是一首非常成功的文艺作品。

　　五、本着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用恰当的方式教育和引导群众

　　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文艺作品可以描写和表现，但描写的目的不是为了揭丑，表现的目的不是让人心灰意冷。文艺创作者应本着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提高人民、引导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在这方面，藏语相声的作用可谓得天独厚。藏语相声因内容贴近大众、语言通俗幽默、形式活泼风趣，深受西藏广大群众的喜爱。每逢重大节日和专题晚会，藏语相声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相声作品一经演出，晚会现场就笑声不断,掌声不断，藏语相声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讽刺和描写社会中的不如人意之处，很好地起到了教育和引导大众的作用。如藏语相声《四不像》，就表现了学方言洋语、不标准的汉语而闹出来的种种笑话；相声《治穷致富》，则是针对“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不敢搞副业，导致生活贫困”的现象进行讽刺。新时代，应进一步促进藏语相声艺术的大发展，充分发挥其教育、引导、提高大众的积极作用，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添砖加瓦。

　　（作者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