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冬，甘孜，翻越卓达雪山去往瞻对。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边走边读

阅读是行走世界的向导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痴迷读书

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

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高原访花。

足迹

追寻外国探险家的脚步

车里放着行李箱，经常独自奔向高原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个性

没有微信和微博

但网络我是用得最好的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谈到图便宜，阿来又提起10年前在红星路二段不足十平米的小书店里的往事。这家小书店里有很多人文书籍，品位不俗。但是由于利润太低难以支撑经营，最后被一家绣花鞋店取代了。阿来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表达惋惜之情。

这件事让阿来一直耿耿于怀，他不只一次讲过：“按理说，这个地段有很多文化单位，养活一个小小的书店，应该是可以的，但就是开不下去。其实也不奇怪。有一次小书店里来了个熟人，一本书本来就30多块钱，他还一直喊老板打折。其实他抽盒烟，都不止这个钱。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对知识产品骨子里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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