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吐蕃民族，既是一个勇武刚强的“马上民族”，但同时又是一个富有强烈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的民族。在吐蕃文化艺术中，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许多极为精美的艺术佳作。例如，近年来考古发现或流传于世的吐蕃金银器，就有着丰富多彩的装饰性图案和纹饰，不仅造型奇特，纹饰精美，而且具有深刻的内在含意。其中，有一类带翼的神兽形象尤其引人注目，它们或者出现在器物最为显眼的腹部，或者作为一种装饰纹样凸显在马具、日用器物的表面。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类，那么它们当中有一类是带翼鸟形象的神灵动物，另一类则是走兽形象的带翼神兽。

　　我们首先来观察第一类神灵动物。在一件吐蕃银瓶的表面，有两只站立的“神鸟”，其中一只神鸟造型奇特，但却如同传说中的“四不像”：它的头顶长有长长的如同山羊一般的一对长角，但颚部却如同龙一样，前颚向前突出，下颚部有长而弯曲的牙齿。它的身形如鸟，脚下趾部带蹼，双翼展开，如同凌空飞翔之后降落停息在地面（图一）。另一只神鸟被装饰在银瓶的另一侧，它的形体特点与前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头上没有长角，颚部也没有像龙一般的高高隆起并向前突出，头部向后扭转，头顶部有两个小小的角，上颚部有一个向上的尖状物生出，颈部较长，双翼较短，但却十分粗壮，翼尾下垂，尾巴分叉，如同展翅欲飞（图二）。从形态上看，它们很像是一对雌雄相伴的伙伴，两两相依，将雄健和秀美的风采都展现给世人。从艺术角度来观赏，这件银瓶上的两只神鸟造型奇异，将羊、龙、鸟等各种神灵动物的特征都杂揉在一起；在布局上，它们和周围的花草纹饰又融为一体，刚柔相济，将神灵世界的虚空和现实世界的华美形成为一个统一体，体现出吐蕃匠师们高超的赋型能力和极富浪漫、夸张色彩的想象力。

　　接下来，我们再来观察第二类神灵动物。这类动物常常作为马具、生活用具上的辅助性装饰纹样，以浅浮雕的风格被捶拓在器物的表面。其中，最具有典型特征的，是带有大角的有翼神兽。例如，在一件马鞍的前桥上，木质的马鞍表面被镶上了鎏金的银饰片，从饰片上残存着的孔洞上来看，可能原来在银饰片上还镶嵌有绿松石或其他宝石类的珠石，饰片的上下是漫卷的花草枝叶，图案中心的位置上，有凸起的两只神兽：其中一只四肢站立于地，头上有巨大的双角向后延展，头颈之后有浓密的鬃毛，尾部上扬，身出短翼，脚趾为三趾，似鹿非鹿，似马非马。其身后为另一只神兽，初看似马，有马的蹄子，马头、马鬃和马尾，尾巴向上扬起，但是，它的头上，却生长有一对似羊的短角，而在身体的两侧都生有翼（图三），十分显然，它显然也不能看作日常生活中的马，而是一类具有马的形体特点的有翼神兽。另一个例子也是出现在吐蕃马具上，也是在一件马鞍的鞍桥装饰上用鎏金银饰片包裹装饰，马具虽已残破，但银饰片上的纹饰和图案却还清晰可辩。这是一对体形如同狮、虎一类的动物，两两相向而卧，似乎正在奔跑之中，头颈后来浓密的鬃发向后扬起，尾巴也随之上扬，极富动感（图四）。

　　我们如何来理解吐蕃金银器上这些动物的造型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非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动物，而是一批具有想象和虚幻色彩的神灵动物，这类动物凝聚着人们对于此类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无限的敬畏与尊崇，体现着吐蕃时代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带翼的天神，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艺术当中，在欧亚草原地带又变化为人与神、人与兽之间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例如，发现于阿富汗席巴尔甘古墓群（因这个墓群中出土了大量具有北方草原文化色彩的金银器，所以也被学术界称为“黄金之丘”）六号墓当中的一件阿芙洛狄特黄金雕像，还保留着希腊文化的特征。如所周知，阿芙洛狄特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罗马人将她称为维纳斯（Venus），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阿芙洛狄特是宙斯的女儿，不仅是爱情之神，也是优美之神、诱惑之神，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希腊文化的造型当中，她有着优美的面容，有着张开的双眼、美丽的朱唇和笔直的鼻梁，当然，还具有圆润的双腿和妙蔓的身材，但是却并没有生有双翼。当希腊艺术传播到中亚阿富汗一带（也就是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大夏”）之后，她的肩上开始生出有一对双翼，这是人类对于飞向天界、巡游天空最为直接的想象和创造，所以这件雕像也被学术界称为“大夏爱神”。由此我们可知，这类生出双翼的爱神形像，显然是中亚风格的产物，在中亚地区铜器时代许多出土的印章中，也曾经发现过刻有带翼女神的形象。在席巴尔甘二号墓当中出土的一件女神驾驭双马金像，我们开始看到，这种带翼的神兽也开始出现。此像的中央为头戴宝冠的女神，女神身穿北方草原民族常见的裙式外衣，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游牧民族的上衣与波斯式裙子的混合，她的双手各驾驭一匹神兽，神兽的特点似马而非马，似龙而非龙，马头上生出似鹿样的长角，长角弯曲，身体大幅度地向后扭转。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身侧长出了两翼，很显然，这两只动物已经不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动物，而只能是想象出来的有翼的神兽。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带翼、有角的怪兽造型从两河流域一直到中国都有出现，至于它们向后大幅度扭转的后肢，则具有典型的斯基泰——阿尔泰草原艺术风格，这种动物后肢反转的造型，在许多欧亚草原的考古发掘中都有过发现。此外，这件器物还采用了用各种珠宝镶嵌于金银饰件之中的做法：神兽的耳朵上镶嵌了绿松石，眼晴上镶嵌了肉红石髓珠，双翼上也镶嵌了宝石，连颈上也竖立着镶以绿松石的鬃毛（图五）。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吐蕃金银器上的这些神灵动物，和中亚地区的金银器装饰艺术之间关系密切，很可能都是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中亚一带金银器装饰艺术影响的产物，只是其中又融入了吐蕃人自身的文化知识与信仰体系。例如，对于鸟的崇敬，在吐蕃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王族悉补野氏就与“鸟部族”崇拜有着密切关系，在王族早期历史上，神圣的大鸟被认为是王族化身，悉补野部曾经派人前往工布地区（今西藏西南部）去寻找“鸟目之人”，后来遇到“鸟家族”之后代，从而赎回了吐蕃赞普的遗体，这个传说深刻地从中反映出吐蕃早期诸王和鸟形神灵之间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在后来的吐蕃金银器纹饰当中，看到大量有关神鸟的形象，前面所述的第一类带翼鸟形象的神灵动物，或许便与吐蕃早期历史上的这种神话传说有关。但是，鸟形动物身上头上长角、形体似龙非马的多种因素，很显然是来自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

　　第二类带有大角的有翼神兽，大多具有龙、马、鹿等名种动物特征交织融合于一体的特点，这和中亚阿富汗席巴尔甘（“黄金之丘”）墓葬中所出土的黄金饰品具有相同的文化理念与造型特点。我们知道，在草原游牧民族的信仰体系当中，对身材高大的骏马都十分喜爱，甚至认为这种高大的骏马就是龙。如上述那件席巴尔甘二号墓当中出土的女神驾驭双兽的金像，就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古代欧亚草原民族中大月支人的“龙神”形象，但它的原型可能是马，因为这些带翼的神兽大都表现了马蹄和马鬃，它们最初的来源可能是古代印欧人原始信仰中的双马神。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和北方诸多游牧民族都有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而且一度进入到中亚地区与大食阿拉伯兵锋相对，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地区古代的文化与艺术，加之吐蕃人本来就是纵横于高原大漠上的骑马民族，对于高大的良马同样喜爱无比，将高大的骏马作为神灵加以崇拜的习尚，也反映在吐蕃文化当中。尤其是吐蕃的原始宗教——苯教信仰体系当中，在丧葬仪轨中要用各种良马作为托载工具，将死者的灵魂送往“九天”之上，吐蕃赞普在与各部族首领盟誓中，发誓对于忠于王朝的首领死后将以“良马百匹”作为随葬之物赏赐，就是这种信仰和观念意识的体现。

　　透过这几件吐蕃金银器上的纹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曾经雄跨亚洲大陆和西藏高原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与改造，并将这些文化因素最终汇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文化体系当中的历史进程，意义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