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洛桑公觉在翻阅资料。段敏 摄

　　我是党教育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

　　1956年，我进入西藏工委组织部工作。因藏文不好，随后被安排到拉萨市第二小学二年级学习藏文。一年后，进入西藏军区藏族干部学校学习。

　　1959年，我被抽调到西藏军区某单位担任翻译。数月之后，工作量减少，我向领导说出自己的想法，希望继续到学校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刚得到领导同意，谁知第二天又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在拉萨大桥等军车，到墨竹工卡县军管会报到。”

　　在墨竹工卡县军管会，我继续做翻译工作，有时也“客串”通讯员。

　　一次从日多乡送信回来，我累得瘫坐在凳子上。军管会杨主任见状，关心地问我：“小伙子累坏了吧，工作怎么样？对今后有什么想法？”

　　我一一作了汇报，说出了想见毛主席的愿望。多才多艺的杨主任当场给我画了主席像，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这次谈话后不久，杨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经组织批准，我可以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

　　我是1959年9月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当时被分配到3班学习（1班相当于高中，2班相当于初中，3班相当于小学）。教材发下来后，我看内容自己都会，就把教材放进了课桌里，自己到西单买了一本字典回来自学。第一次考试我考了满分，排名第一。

　　于是，老师找来1班的考试卷让我做，结果我只考了47分。这之后，学校通知我到1班学习。由于底子差，课后，我总会向身边同学问不懂的问题。我还买了手电筒，晚上熄灯后，躲在被子下自学一个半小时。毕业考试时，我考了全班第五名，以前我经常问他问题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你太厉害了，以前总是向我们问问题，现在都考到我们前面去了。”

　　学校学习期间，赵德珍老师、于洪老师夫妻俩经常叫我去他们家吃饭。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吃饭时，由于太拘谨，都不知道怎么拿筷子。他们开导我，给我讲国家的发展，关心我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情况，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老师们的关心关怀，让我体会到各民族兄弟亲如一家。

　　1962年，中印关系紧张后，我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山南地区公安处工作。第二年，处里分来一名大学生：林洪楠。组织上考虑他刚进藏，对西藏情况不熟悉，便安排我们俩住一个宿舍，让我在照顾他生活的同时，给他讲讲西藏的风俗习惯。有一次，我找来一只风干羊腿，教他吃风干肉。他边吃边笑，笑起来嘴上的八字胡特别明显，我们后来便叫他“小胡子”。

　　工作后，我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一次，两名洛扎县籍在押犯人越狱逃跑，上级命令我和林洪楠一同追捕。见我们追得紧，逃犯主动到扎囊县投案自首。而我们却不知，一路追到洛扎县，才收到上级叫我们返回的电报。路上，我们丢了马，只能徒步前行。途中，我们穿着单衣过雪山、吃夹杂着沙子的糌粑、喝雪水解渴，体会到了什么是藏汉情、兄弟情、民族情。

　　在山南地区公安处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领导是时任山南地区公安处处长的姜琪同志。

　　姜琪同志是老革命，是十三级干部，生活有专供，但他总是把发给他的粮、油交到灶上，供大伙一起吃。他喜欢喝酥油茶，周末放假前总会问我周末有没有事，没事的话，到他家喝茶。我第一次去时，他还特地送了我两个很精致的杯子。

　　姜琪同志工作很敬业。一次去错那县曲卓木乡搞社会主义教育时，他脚上起了冻疮，我找群众要来偏方，用麝香、青皮、石根和朱砂制成药，治好了他脚上的冻疮。他一个劲儿地说：“太神奇了！”问我还有没有，他要介绍给其他人。

　　1965年，我被提拔为山南地区公安处副科长。1970年，在完成隆子县所谓“叛乱分子后勤部”“叛国组织”调查后，经考试，我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那时，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有汉族、藏族、满族等，大家相处得很和谐。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我和妻子两地分居问题，把我调回了西藏工作。

　　我今年77岁了，从1956年参加工作到2006年退休，工作了50年。一路走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西藏，离开民族团结，什么工作都会难以开展。”工作期间，藏族同事和汉族同事很团结，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团结奋斗下，西藏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我希望大家把这一光荣传统继续传承下去，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把西藏建设得更加美好！

　　（记者 段敏 整理）

　　人物简介：

　　洛桑公觉，男，藏族，西藏贡嘎人，1943年出生。1956年在西藏工委组织部参加工作，1962年1月1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拉萨市第二小学、西藏军区藏族干部学校、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先后在西藏军区某单位、拉萨市公安局、山南地区公安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南地区检察院、山南地区政协等单位工作。2006年，从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正地级）岗位上退休，现在山南市乃东区泽当镇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