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何宗英老师

　　202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惊闻在西藏工作半个多世纪的资深学者何宗英老师逝世了。刹那间，我犹如被雷电击中，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四周无色，沉默半晌，我忘记了手中有几份急着评审须按时转报的书稿，伫立良久，思绪万千。远望天边的大山，不由得感叹，惜哉，悲哉！按学界传统，对在一个领域中有很大贡献的逝者行文悼念，是历久未弃的默规，遂起意写一篇悼念的小文，寄托我的哀思。

图为何宗英老师 作者供图

　　与何宗英老师相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在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社会咨询处工作，因业务关系，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办的一个理论研讨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个会议纪要。在会上，有一位态度谦和却立场坚定的中年学者发言，对当时理论界存在问题进行反思，时而在发言中穿插一段藏语，时而背诵一段文言文，列举事例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令参会的我对他倍加关注。听当时参会的人介绍说，此人就是饶有名气的何宗英老师。当时，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对何老师的发言予以了肯定。

　　会后，我急忙上前与何老师搭话，彼此寒暄几句，留下联系方式，就分手了。再度与何宗英老师见面，是在西藏自治区青年联合会的审稿会上，在这期间，《西藏青年报》发起的“西藏大趋势”讨论，就有已经并不年轻的何宗英老师的文章。当时参加“西藏大趋势”讨论的人，大多数还不到30岁，少数人也就是30多岁。在西藏青年报上专版讨论西藏的现实与未来，作者个个激扬文字，意气风发，文章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在当时拉萨的年轻人当中，形成一股探究理论、讨论时政的热潮，这个在报纸上展开的讨论，也得到了自治区领导同志的肯定。何宗英老师时年40多岁，同青年人一道热烈讨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可感受到他于1964年投身祖国西南边陲之地的西藏工作之后，在磨砺之中所产生的边疆为家的情怀，也可感知其多年来对西藏深度研究后，所具备的精炼与精当的表达能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由一介社科青年研究者步入到部门负责人的行列，2006年因工作需要调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与何宗英老师在一个单位的院子里上班，经常有事请教何老师，无事也在相遇的路上攀谈一二，或者同时参加评审活动时进行交流。因之前我在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工作期间，领导同志经常要了解有关情况时，总会提到何宗英，提到需要请其帮助核实西藏地方史的某个问题。尤其是时任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的罗广武同志，正在与何宗英老师一道编著《西藏地方史通述》，更是每每与我相谈时，几乎都要提到合作者何宗英的才能，及其对撰述有关篇章的贡献。因此，在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与何老师还有些接触和有所了解的。记得有一次，为了完成自治区领导同志交办的资料查证工作，我找到何老师帮忙，仅两天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可见其学术功底之深，辨析能力之强，对工作之热忱。在我调动到社科院上班之后，何宗英老师已经从副院长位子退休，有6年时间了，但每次有关部门需要社科院参加资料检索、审读专著、审看影视片的时候，都会告知我这项工作需要何宗英同志参加，有时还有某位组织者专门在电话里说，这次何宗英同志必须参加评审。这足以证明何老师在学界中分量之重！每当我将这一类通知告知何老师并予以夸赞之语时，何老师总是谦逊地说，应该的应该的，不值一提。我在西藏社科院的6年，通过这些亲历的事例和多次交谈，使得我在与何老师的交往中，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何宗英老师1940年生于北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成长，读书上学，考试升学，似乎平淡无奇，按部就班，与同学们没有两样。因很偶然的原因，机遇巧合，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藏语文专业，1964年毕业，同年7月进藏。到西藏后，何老师没有马上被分配到机关单位工作，而是先到七一农场劳动锻炼了半年，因为藏汉双语皆通，显示出对人文环境较强的适应能力。后来被拉萨市派到“三教”工作团二分团，先后到达孜县、堆龙德庆县、曲水县去做基层工作。何老师后来屡屡对我谈起这段经历，认为十分宝贵，了解和认识了西藏，也在了解和认识中积累了人生中边疆履历难得的经验。

图为1964年，何宗英在西藏农训基层的留影 作者供图

　　何老师后来回忆说，正是在这两年与基层群众的日夜相处中，他这个毕业于藏语文专业的人，才从实践中巩固了语言知识，最后真正掌握了常用的藏语文，并且有了想进一步专研藏语文、专研西藏地方历史的念头。何老师多次对我说，基层的老百姓真好，我们工作团的人到村里，老百姓都是把最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教会我们生活生产的技能。在我感到非常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人来关心和帮助。回想何老师多次谈到他基层工作经历的过程和体会，不就是交往交流交融活生生的一个实例吗？何况，大家都知道，何老师当时与巴桑在基层工作中组建了民族团结家庭。

　　1980年，经过西藏社科院的严格考试，何宗英名列考试者的第一，但他所在的拉萨市单位不愿意放走这个人才，又经过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的亲自过问，年届四十的何宗英终于被录取。在社科院先后参与了档案文字整理工作，专刊的编译工作，以及专业部门的负责人工作。通过藏汉语文字材料的翻译和转化实践，何宗英老师的双语能力又有提高，对西藏历史资料的解读功夫大有长进，对西藏地方的历史脉络、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知晓程度，逐渐达到每每谈及其时其人其事的时候，如数家珍，信手拈来，解疑释惑的程度。特别是在对历史和宗教的研究中，通过大量的学习研究，自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并在工作中将坚持正确观念与融通学术结合起来，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图为2018年，何宗英在自家小院整理书籍 作者供图

　　从考入西藏社科院到1996年的这一期间，他担任过《西藏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及所长。这是何宗英老师在学术道路上进步最快的16年，也是他在藏学界名声渐起的16年。在这16年中，从何老师那里得到教益的人难以计数，这也在之后的十多年，继续为登门求教的人们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96年至1998年，何宗英老师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从事历史档案研究，担任研究馆员。1998年后，被自治区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直至2000年退休。其实，退休对于何宗英这样的学术大家来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退养，而是继续做研究、做工作、干那些中青年时想做而未能完成的事业。记得我在社科院期间，每次到何宗英老师家里探访时，总是看见他或在审读书稿或在整理资料，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好几次，何老师指着桌子上一大摞手记恰白先生口述的古藏文词汇卡片，介绍说这些资料十分珍贵，不整理出来就太可惜了。还有好几次，何老师拿着有明显问题的材料到办公室找我，一个个挑出其问题所在，很认真地标出该问题的来源和错在何处。他那种在退休之后仍然保持昂扬热情，对学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感动不已。然而，有些遗憾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可能难以弥补的，例如让人心心念念的恰白先生口述古藏文词汇卡片，如今安在？何老师是否交代有其人接续？还有何老师生前参与编撰的一些课题书稿，在他远去之后，是否还会有宗英文笔特色与所坚持的观点？到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作为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的挚友和学生，何宗英执以弟子礼在藏文典籍的学习方面得到了恰白先生的真传，并参与翻译了《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由于他经常到恰白先生家求教，所翻译的有关文字材料，得到了恰白先生的高度评价。恰白先生曾亲口对我说，像何宗英这样的人才太难得了，请组织上多培养这样的人才，国家的事业才有更好的发展。

　　可以说，业内熟悉并赞赏何宗英老师的党内同志，在与他多年的交往中认为，最值得肯定是，何宗英以其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旗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工作充满热情和追求学术的卓越，以此闻名于区内外，享誉青藏高原，是西藏学术界备受尊敬的资深专家和前辈。

　　
图为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左）与何宗英交流学术（视频截图） 作者供图

　　何宗英研老师生前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和译文，参与了不少的书籍编著工作。能够直接从互联网上检索到的，就有《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地震史料汇编》《中国谚语集成·西藏卷》《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等重要文献的编纂，并参与了《西藏百年史研究》的校稿工作。

　　记得《西藏百年史研究》最后一次统稿和校稿，何老师与我还有一个名叫涂建的年轻人，在一个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忙活了近两个月。我们朝夕相处，对已经五次通校后的稿件，再次反复斟酌语句和校对文字以及资料的出处，最终完成了统稿的任务，期间，何宗英老师埋头苦干加实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至于其后在出版过程中下册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与我们的统稿无关，这是何老师生前一直“如鲠在喉”想说明的问题，如今由我来做一个解释。为了纪念这一段共同工作的经历，我在2024年6月出版的《华西边疆评论（第七辑）》之中，专门将他和许广智老师合作的一篇长文登载出来，原打算把书寄送给他，聊作慰藉，没想到的是，再也没有可能了。

　　在悼念何老师中，我必须提及的是，他与罗广武合作编著的《西藏地方史通述》，是一部值得想了解西藏地方史的读者应该阅读的专著，该书可谓匠心独运，在史料的选择和校对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宗英风格和印记。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青藏高原的隆起；第二章，远古先人之遗迹；第三章，关于悉补野部落的记载和传说；第四章，唐皇朝和吐蕃王朝；第五章，五代宋辽时期的吐蕃地区；第六章，元皇朝治下的萨迦地方政权；第七章，明皇朝治下的帕竹地方政权；第八章，清皇朝治下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第九章，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第十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同行评议认为该书的特点是，“述古及今，述而不作；引经据典，引而不发。尽量用史料说话，而编著者的话只是起个导读、概括、起承转合的作用。因此，在全书中，引证的史料占了绝大部分篇幅，编著者的话不足三分之一。”但正因为如此，编著者对叙事的考量非同一般，须精心挑选资料，特予有机衔接，编制出一部巨作，编著者的呕心沥血之作，于无形之中细心体会，才能有所感知，通读数遍才可见其匠心之一斑。

　　这本书在2007年出版后，我写了一篇书评，题目是“掘井千尺新泉涌流——《西藏地方史通述》介评”。在书评中，我写道“历代古籍、方志、专著以及私家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有关西藏的文献，还有上千种藏事专著。这些文献特别是近代和现代的文献，都是我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大部分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献，现代的人们尤其是从事历史研究、藏学研究的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历史文献，甚或是解读这些历史文献，需要有一把钥匙，亦即需要一些功底深厚的专家作提示或揭示。”在书评中我充分肯定道“罗广武同志批阅十载，笔耕六年，与何宗英同志联袂，近期向广大读者奉献出了鸿篇巨制的《西藏地方史通述》，全书110万字，分为上下卷，共十章，以众多史料和史料研究相串，对几千年的西藏历史作了通述。”最后，我希望“在看到新泉涌流的时候，前头还有更加广袤的大地，可再寻坐标，挖掘新的深井，让智慧的清泉汩汩而流。时代在发展，发展的时代需要史学，需要高品质的史学著作，我们有理由期待罗广武与何宗英同志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何宗英老师看见书评之后，引以为学术上知己，多次将自己在学习和研究中的心得体会与我交流。回忆往事，仿佛就在昨天，生动如新，历历在目，只是叹息斯人已去，世间再无何宗英。

　　在此，可以再复述的是，何宗英老师在西藏多年，还负责了多部书稿、电视片和电影脚本的藏汉文翻译与审读，并担任了10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新西藏》的藏语翻译和民俗顾问。在何老师参与过的大量编撰工作之中，尚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参加了一部《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1949—1999》的编撰工作，在这部巨作之中，何老师担纲完成的科教文卫部分，有十多万字的工作量。事后，这样的工作付出，未见诸于文档记载和报端的报道，倒是当事者甘之如饴，没有声张更无渲染，其学者的风格可见奇高。若不是何老师后来提及将上世纪80年代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编入书中，我很可能也永远不知道他在这本大书中的付出。

　　2022年6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藏卷史料汇编编纂工作方案》正式启动，何宗英老师作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委会学术顾问，提交了撰写《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藏卷史料汇编》的几点建议的文案稿。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又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何宗英老师在藏的六十年的经历，完全践行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何宗英老师的逝世，让所有了解他和视他为楷模的人深感悲痛，他的离去是藏学界也是边疆研究事业的巨大损失。

　　何宗英老师永垂不朽！（中国西藏网 文/孙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