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维军（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程中，需要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协同发力，形成学术合力，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加强综合研究。考古学以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把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式、精神文化等，探索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原因。两个学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各自以特有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叙述方式，或分工或协作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探究、阐释。把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超越传统文本书写的片面与偏见，更完整地揭示、复原人类的发展历程和图景。例如，稷下学宫是先秦时期学术文化成就的重要代表，但是，对于其始建年代、建于何处一直存在疑问。近年来，随着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的考古发掘，从文献、方位、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确定稷下学宫的位置所在。可见，对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在缺乏足够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等。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技术，科学分析文化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人类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等状况，可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探究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开展研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与相关研究单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比如，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可见，把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能够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据，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百余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地，遗存涉及的时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这些文化遗存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因此，考古工作者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加强对考古资料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展示工作，将其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讲好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文明故事。近年来，随着秦早期陵墓、祭祀、城址、生铁、冶金、水利、养马、造船等考古发现的披露，战国时期先民多彩生活画卷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揭示了秦国崛起的原因，廓清了一些历史迷雾。可见，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普及和宣传工作，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让厚重的历史易感知、更有趣、离大众更近，能够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更好传承文明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