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开启“养老大调研”已一个多月，记者到社区蹲点采访、倾听老人及家属心声时，“日间照料”的相关需求时常被提及。

　　十多年前随处可见的“托老所”，如今为何找不到了？日间托老服务的需求该怎么满足？京城的老人和子女们，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

　　往昔

　　十余年前曾遍地开花

　　“希望能有个安心的去处，我们临时有事，可以把老人‘托管’一下。”57岁的崔兰芬，和85岁的婆婆生活在一起。老人尚能自理，日常主要靠儿媳照顾，家中暂时没有请保姆。

　　考虑到婆婆年事已高，崔兰芬不敢出远门，活动范围一定程度上受到局限。她期待能够增添社区托老业务，自己若是不在，婆婆能有人陪伴，吃上热乎饭菜。

　　此前，本端记者在朝阳区劲松北社区采访期间，也有老人面对镜头倾吐心声。“像我们这如果有地儿，开一个日间照料室，配几位工作人员，能解决大问题。”还有的阿姨直言，想上“日托班”。

　　与照看幼儿的托儿所相对应，在老人设想中，这样的空间称作“托老所”。老人可以早上来，傍晚走，或短期住上几天。万一遇到突发状况能随时得到关注，与其他老人在一块儿，也免得无聊寂寞。

　　事实上，“托老所”在北京不是新鲜事物，十多年前，它曾作为重要的民生政策被广泛推行。2009年，北京市民政局、市残联出台《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提到建立城乡社区（村）托老（残）所，不足部分可利用社区居民空闲房屋及家庭空间开办。各街道、社区托老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2010年4月，全市托老所达2400余家。

　　2014年，记者曾到霞光里养老助残中心探访，这是北京开展日间照料服务较为典型的一家托老所，由麦子店街道提供场地，第三方机构进行运营。日间照料区设有9个双人间，住了18位老人，年龄均超过70岁，基本都能自理。当时据一位家住农展馆社区的董奶奶介绍，每天早上日托所的面包车会到各个社区，接老人来吃早饭，下午5点多，再依次送回家中。一日三餐加上牛奶、水果，每月收费1400元。

　　瓶颈

　　“为谁服务”没想明白

　　然而，曾经遍地开花的托老所，没能蓬勃运营下去。仅仅数年后，时任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周洪敬，在2016年11月北京市养老驿站座谈会上透露，“全市自2009年起陆续建设的2000余家托老所，只有70家活下来。”

　　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用户定位偏差。过了起步阶段，人们发现大部分托老所的“使用场景”比设想中更为狭窄，又涉及到收费，其实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来持续支撑运营。

　　一个例子是，位于新街口的福寿轩敬老院曾于2014年开办日托中心，设有活动室、休息室等多个房间，费用为每天餐费10元、床位费10元。记者探访时工作人员称，来活动的老人不少，参与日托的却不多。

　　道理很简单，“参与日托的老人，通常比住在敬老院的老人健康状况更好，离得也不远。既然人家能走过来玩牌，中午回家就行，大不了下午再来。”这使得提供日托服务的敬老院，成了变相的“棋牌室”。

　　节日时老人们在驿站做手工

　　养老行业入局者，也感受到现实的落差。2011年，陈萌在回龙观一幢居民楼内创办了一家私人托老所，租下一套13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开辟出活动室、阅读室等功能间，以期为老人提供日间活动场所。

　　然而半年后，陈萌就不得不考虑转型。“活力老人宁可去小区或公园的凉亭里打牌，也不愿意来这里，除了费用，怕进了托老所，会被打上某种标签。”

　　记者发现，在透露“托老所”锐减情况后，北京市民政部门很快对此进行回应。2016年11月15日，时任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表示，受历史条件限制，起初只简单要求每个社区建设一家托老所，对谁来服务、怎么服务、为谁服务等问题没有充分考虑。“放了三四张床，让老年人来住。好一点的变成社区活动中心，老人可以来打打牌，差一点的就直接荒废了。大多数托老所还要考虑房租问题，尤其是私人办的，生存压力比较大。”

　　演变

　　陆续清退或转型升级

　　除了经营方向，托老所还面临着一系列政策障碍。从建设之初，始终没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其注册、场地、补贴等事宜，迟迟未能解决。

　　日间托老所经营遇阻后，脑筋活络的陈萌迅速作出调整，撤掉功能间，摆上床位，将服务对象“瞄准”失能、半失能老人。很快，托老所有了第一批入住老人。“刚开始规模小，我自己去一线照顾。随着老人增多，陆续招了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

　　在社区的宣教下，周边居民逐渐接受了托老所的存在，陈萌的托老所一度达到满员状态，甚至开出第二家、第三家，但隐患依然存在。“虽说得到民政方面的认可，因为场地属于住宅类，没办法在工商那边注册，营业执照一直没能办下来。”

　　对此，李红兵回应称，这种“全托”的托老所，突破原来“日托”的界限，允许老人过夜，受到一些老年人的欢迎。但这并不规范，运营主体不是法人。所以，这种模式的托老所只能有两个方向的调整路径——或者变为真正的养老机构，接受安全监管，或者变为养老驿站，提供介于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之间的服务。

　　2016年起，北京市着手对大批闲置托老所进行清退，存活下来的相继变身为养老驿站，“托老所”自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现状

　　“随来随走”尚难实现

　　从2016“建设元年”至今，养老驿站不知不觉走过七年光阴，根据所处位置、运营机构等，搭载着形形色色的服务，出落成如今老人们熟悉的模样。

　　围绕托老业务，当下的养老驿站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记者发现，在部分养老驿站，短期托养是可以实现的，但与“随来随走”尚有差距。

　　临近中午，80多岁的余阿姨已经在福寿苑养老驿站的房间里，吃上了工作人员送来的营养午餐，她是驿站第一批入住的老人。“我家就在旁边，六楼没电梯，上去一趟都费劲。”入住后，原本经常头晕的余阿姨身体状况逐渐好转，精气神儿越来越棒。

　　余阿姨是福寿苑养老驿站第一批入住的老人

　　院长杨建芝介绍，养老驿站是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利用腾退空间建设而成，2021年底开业，以政企合作方式打造“家门口的托老所”。这里共40张床位，主要提供两周左右的短托。“入住前要提供三个月内的体检报告，驿站还会根据量表对老人做护理等级评估，之后签短托协议。两周之后如果继续住，就再续签协议。”

　　今年以来，杨建芝也接到过老人的日托咨询，但驿站暂未提供日托服务。“流动性大，还是会给入住老人带来一定的交叉感染风险。”更重要的是，日托老人偶尔过来一次，没办法全面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每天往返，还要考虑交通安全问题。一旦发生意外，责任很难界定，因此驿站对于日托服务是非常谨慎的。

　　即便开了日托，到底能有多少需求？在陈萌看来，这又绕回到以往问题。“从我的经验来讲，如果老人能自理，一般都不太愿意花钱到外面。行动不便的话，每天来回往返又会很折腾，家属宁可给老人请小时工。养老服务必须先明确服务对象，自理、半自理和不自理的老人，他们的需求有很大差异，一定要有针对性。”

　　老人最看重日托中的什么项目？能接受多少费用？以送餐为代表的一系列上门服务能否作为替代……多年后，当围绕“托老所”的畅想再度出现，又要避免重蹈“贸然上马、草草收尾”的覆辙，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科学的调研。（魏婧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