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一院士在实验室工作。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供图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

　　 1958年，21岁的吴天一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带着一句誓言来到青海。此前，这位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志愿军战士，刚刚随部队医院撤离朝鲜。

　　 “青海好，青海好，青海风吹石头跑……”那时的青海，正如歌谣中所唱，遍地荒漠，满目苍凉。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面对肆虐的高原疾病，吴天一义无反顾走上新的“战场”。从此，他像胡杨树一样，把根深深扎在青藏高原，以碧血丹心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一年又一年过去，他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医学奇迹，填补了国际医学领域多项空白，成为我国高原医学的开拓者，被藏族群众誉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每当谈起自己的经历，这位塔吉克族院士总是说：“中国的高原医学搞得好，不是我吴天一有多了不起，而是高原人民了不起，青藏高原了不起。这里，是我科研事业的‘江河源’！”

　　“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建设者来到青南地区开垦。沉寂已久的高原，一时热闹起来。

　　 一天，有位患者被紧急送到吴天一所在的医院。

　　 吴天一清晰记得，这位患者是一名退伍军人，20多岁，四川口音。他呼吸困难，脸色发紫，大口大口白沫从口鼻中喷涌而出……医生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在朝鲜，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没把我打倒，在高原上得了这种怪病，看样子是挺不过去了！”患者离世前的这句话，刺痛了吴天一的心。

　　 此后，这种要命的“怪病”接连出现。吴天一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肺炎、肺充血症，而是高原低氧环境中的特发性疾病。当时，国内关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吴天一暗下决心，要闯一闯这片“无人区”！

　　 然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谈何容易。经验表明，只有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0％以上，才能准确掌握疾病的人群分布和患病因素。而在高原上，牧民的毡房动辄相隔几公里，调查之难可想而知。

　　 “群体调查，一家也不能落！问题，可能就在这一家。”蹬上皮靴，戴上毡帽，跃上骏马，吴天一冒着冰雪风沙，向最高最远的地方奔去。

　　 吴天一边治病、边调查，初到青海时学会的藏语派上了用场。走家串户间，他与藏族兄弟打成一片——饿了，吃点牧民们的青稞糌粑；渴了，借点烧不开的水喝；夜深人静时，他蜷缩在借宿的帐篷里，整理白天收集的资料。

　　 这项调查持续多年，覆盖人群达10万。在系统摸底基础上，吴天一首先提出了“高原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等理论，钻研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高原病防治措施。

　　 工作间隙，吴天一写了一篇介绍高原藏族人群的科普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没承想，这篇短文给他带来了意外收获。

　　 “吴天一，你在美国的父母来电话找你了！”1981年的一天，吴天一刚从昆仑山西大滩考察归来，同事兴奋地告诉他。

　　 原来，早在1948年，吴天一11岁时，就同远在美国的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系。30多年来，他独自生活、求学、参军、从医。

　　 机缘巧合。大洋彼岸，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员的吴若兰，有一天翻看《光明日报》，“吴天一”的名字令她怦然心动：“这不是失散已久的哥哥吗？”

　　 一番辗转联络，电话两端，无尽唏嘘。父母和妹妹向吴天一倾诉相思之苦，呼唤他来美国定居。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闻讯后，也向他伸出橄榄枝：“来美国吧，这里有你的家，有更好的科研条件！”

　　 吴天一渴望团聚，但他放不下挚爱的事业，更放不下青藏高原和这里的人民。

　　 “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等攻克‘高原人类适应和高原病防治’的课题后，我再去看望你们！”在给父母的信中，吴天一写道。

　　 这又是一次无悔的选择。次年，吴天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就得准备好为科学献身！”

　　 “山就在那里，在风的背后，可以感觉到，只是还未看见。”作家阿来在《果洛的山与河》中，如是描述神秘的阿尼玛卿雪山。

　　 这座位于黄河源头、昆仑山东端的大山，科考价值非同寻常。

　　 1985年，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吴天一，与日本信州大学高山医学专家酒井秋男，一起接受了国际高山医学协会的重大课题——组队联袂攀登阿尼玛卿雪山，对生活在海平面的民族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民族进行人体高原适应性的对照综合研究。

　　 就在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之际，意外发生了。

　　 一次赴海西州调研，途径橡皮山，坡陡弯急，吉普车不慎翻下山崖。幸亏附近做工的老乡及时赶到，才把满身是血的吴天一从扭曲的车里拖了出来。

　　 经历这场事故，吴天一四根肋骨断了，肩胛骨断了，腓骨、胫骨也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就得准备好为科学献身！”吴天一坦然视之。106天后，他又奇迹般骑马出现在雪山脚下。

　　 5年一晃而过。1990年，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进入“决战时刻”。

　　 攀登从海拔2261米起步。吴天一率队前行，牦牛驮着X光线机、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沉重设备尾随其后。

　　 海拔每升50米，队员们就要把仪器卸下来、安装好，测量心跳、脉率、呼吸、内分泌、细胞对氧气利用率等指标。

　　 行至海拔5000米，牦牛“撂挑子”了，科研设备也频频出现“高原反应”。不久，日方有3人因严重缺氧被抬下山，6人呼吸困难。无奈之下，酒井秋男宣布，日方不再攀登。但吴天一没想过放弃。“人在高原，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他让大家戴上脉率仪，心率超过180就停步，降到160再进发。

　　 历时45天，中方队员终于攀爬至5620米的特高海拔。用肩挑背扛上来的科研仪器，装配起一座高山实验室。

　　 翌年，第四届世界高原病医学大会在日本举行，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成果在会上大放异彩。吴天一也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倒下！”

　　 20世纪末，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青海：“火车要开上青藏高原了！”

　　 青藏铁路建设，是一项世界性难题：铁路将途经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要在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上开凿长达1338米的隧道……高寒缺氧，筑路工人的健康保障成为“难中之难”。

　　 刚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天一，被任命为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倒下！”他许下诺言。

　　 开工前，吴天一带着精心编写的《高原性疾病预防常识》和《青藏高原卫生健康保护手册》走遍每个工地，指导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施工中，他力主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把抗缺氧药物装进每个工人的口袋。

　　 铁路沿线的点点滴滴，吴天一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晚上睡得热乎乎的，跑出去上厕所，外面气温低，一旦感冒就很容易发生高原肺水肿。”在他的建议下，带暖气的卫生车在夜间与住宿车对接，既解决了工人起夜问题，也防止了环境污染。

　　 2001年至2006年，青藏铁路施工期间，全线抢救高原肺水肿千余例，成功率达100％，14万劳动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死亡。国际高原医学权威韦斯特教授认为，这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常年穿行于高山、草地、冰川，吴天一数不清遭遇过多少回事故。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如今84岁的他，虽全身曾14处骨折，却步履稳健；虽经历两次耳膜穿孔、多次白内障手术，却耳聪目明。每年，他都坚持带队到“黄果树”（黄南、果洛、玉树）等地义诊。

　　 今年6月底，吴天一由西宁启程前往北京，参加“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透过飞机舷窗，他深情凝望着这片扎根63年的土地——

　　 昔日的荒山，早已变了模样；戈壁滩上，胡杨林蓬勃生长；一条条江河，在高原流淌，百折不回，奔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