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一院士在玉树介绍高原病防治。温家林 摄

　　7月2日下午5时许，一辆汽车慢慢停靠在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的大楼前。欢呼声中，车门缓缓打开，一个瘦削的身影出现在大家期盼的视野中。

　　迎着人们的目光，这个从人民大会堂捧回“七一勋章”的老人迈步上前。还是那么精神焕发，还是那么自信从容。

　　“这个荣誉不仅仅是颁发给我的，更是属于我们所有人……”掌声奔涌而来，老人的声音淹没在浪潮之中。

　　在场所有人的记忆里将永远定格这样一幕：老人手捧鲜花站在人群当中，他的名字，书写在身后鲜红的欢迎横幅上。

　　他就是吴天一——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拓荒者”。

　　初心——“要建设青藏高原，首先要解决人的适应问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参军支前的高潮。

　　一天，一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男孩子出现在了南京的报名处。

　　“我叫吴天一……”话音未落，就被护士打断：“走走走，这么小当什么兵啊！”

　　“小兵也有小兵的用处，我身体素质好得很！”

　　“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必须要当兵！”

　　吴天一左右求情，就差扑通一声跪在体检的医生面前。对方看他是铁了心要参军入伍，破例给他报了名。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心如此坚定的小伙子是当时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一名刚刚读完高一的学生。

　　原来，9岁那年，依斯玛义尔·赛里木江跟随父母从新疆搬到南京。为了适应汉族地区的生活，父亲给他取了一个简单好写的名字：吴天一。

　　入伍的消息传来。一心想要上前线打仗的吴天一没能如愿，而是被送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刚上大学心里很紧张。你想，我才要读高二，好多同学都是高中或大学生，还有参军后转学医的。好在我基础打得扎实，一年多就赶上了，还当了好几科的课代表。”

　　课堂上认真聆听，图书馆聚精会神，运动场挥汗如雨。大学校园里的吴天一不仅学习出色，还成为了一名体操运动员，大家都喜欢这个聪明机灵、热情踏实的年轻人。

　　六年的理论学习时光倏忽而过，转眼来到了1956年。吴天一以全五分的成绩毕业，并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平壤的医院工作。1958年，这名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塔吉克族战士，再一次将祖国的需要当作自己的第一志愿，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

　　广袤的土地、秀美的山川，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的吴天一内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对高原大地质朴的爱，深深植入他的心田。然而，一片“阴云”很快遮蔽了他愉悦的心情。

　　“支援建设的很多人都不适应高原气候，几批团队均以失败告终。另外，我还注意到，在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从平原调来的印军中发生了大量急性高山病，不少人沿途倒毙。”

　　这些事情深深震撼了吴天一。他发现，人在高原的缺氧问题是当时中国在高原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一直未能解决的医学难题。但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几乎空白。于是他萌发了寻找有效应对高原病办法的念头，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把研究方向锁定在高原医学领域。

　　求索——“我现在提出来的这个中国方案，就是世界的最佳方案”

　　一生无悔的职业选择，从此开启。

　　1978年，在科学的春天里，步履匆匆的吴天一和同事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为了全面掌握各种急慢性高原病，他开始带队前往海拔4000米以上的果洛、玉树等地调研，实地了解生活在这些高海拔地区人群的生理特征和各种急慢性高原病。

　　“说来也巧，刚到青海不久我就看到一则举办藏语学习班的告示。想着没准儿以后能用得上，就报了名。专业学习了几个月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又自学了很长时间。”这段奇妙的缘分在此后成为吴天一开展工作的最佳助手。

　　“到牧区以后，总觉得院士变了个人似的，精力特别旺盛。一边给牧民诊治高原病，一边收集数据和材料。”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高原医学中心实验室主任刘世民眼中，喜欢酥油茶、糌粑的吴天一特别适应牧区生活。可谁也没有料到，精通藏语的吴天一还是一名好骑手。

　　就这样，白天骑着马，带着检查设备，吴天一和队员奔波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晚上，灯在草原上亮起。伴着发电机“哒哒哒哒”的声音，他开始记录一天的行程和数据。

　　一天，看着驮在马背上的仪器，吴天一脑子里灵光一闪，想起白求恩设计的“卢沟桥”药驼子，便给心电图、血氧、超声等仪器量身打造了一个个木箱和木架，驮在牦牛背上又好装又好卸。

　　本土化的创新不止一处。

　　常年在牧区，吴天一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模式。每到一个地方，不是先跟当地的联络人亮身份、说来意。而是献上一条哈达，送上一包茶叶。还没开口，对方已经先从这些细节中感受到了医疗队带来的温暖。

　　“在牧区，抽血是牧民比较忌讳的事情。让大家愿意配合你的工作，拿出一份文件可没什么用。牧民看中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这个人怎么样……”显然，这个话题让吴天一想起了那些快乐的时光，紧紧握着的拳头不知不觉间松开了。

　　把马脊梁帐篷扎在生命禁区，把医学实验室建在世界屋脊。

　　十年风雨兼程，吴天一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高原。换回的十万份资料，让他的研究如鱼得水，也为他以后出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提出要建立慢性高原病的国际诊断标准，但慢性高原病涉及的病理生理问题远比急性高山病要复杂得多。多次国际讨论会上，各国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每个人都想拿出自己的标准。

　　2004年8月，第六次世界高原医学大会在西宁举行，吴天一代表的中国团队专家组提出以慢性高原病的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临床学几个方面为基础的慢性高原病记分量化诊断系统。

　　“前后进行了四次讨论，最后一次讨论到了半夜，最终获得大部分专家的同意。在会上，他们建议命名为‘西宁标准’，我说要叫‘青海标准’！”

　　从那一刻起，以青海标准命名的一个医学界的国际标准诞生了。

　　使命——“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

　　凭借一系列开创性成果，2001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青藏铁路破土动工。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是青藏铁路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每年有数万工人在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唐古拉山作业。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是对高原医学的严峻挑战。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了很久。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多年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在担任青藏铁路高原医学顾问和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期间，吴天一指导建起45个供氧站、38个高压舱站，开展高原病防治知识普及，提出了“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健全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为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了多次高原病防治知识的科普报告，并撰写了《高原保健手册》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最前沿的每一个施工者手中。

　　时至今日，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副院长王晋还记得当年自己跟随吴院士工作时的场景。

　　“在我们面前，院士是专家。可一旦跟工人坐在路边讲起来，他就会完全避开那些晦涩的专业术语，吸氧、睡觉……全是大白话，包括那几本小册子，都是图文并茂，谁都看得明白。”

　　在工程建设中，大到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的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一都想到了。

　　“别小看晚上起夜，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的事上。睡得热乎乎的，跑出去上趟厕所，一旦感冒发生高原肺水肿就严重了。所以，我建议使用了带有暖气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供建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

　　白天在工地上开培训会，晚上回房间答疑解惑。青藏铁路建设五年中，吴天一的研究不但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急性高山病零死亡纪录。

　　此项研究及高海拔大群体高山病零死亡的成果引起国际上高度关注，国际高原医学权威威斯特教授认为这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

　　已过古稀之年的吴天一当即请战。16日早晨赶到灾区时，成为最早到达的高原病防治医疗队。

　　“在车上颠簸了一个晚上，到了玉树后我们都很疲惫。可院士马不停蹄开展工作。”这段往事一直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健康体检管理中心主任更登心中最感动的记忆，每每想起，不仅是钦佩，更多的是心疼。

　　在玉树的那些天，吴天一每天早上五时起床，去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讲解什么是肺水肿、脑水肿，怎么抢救。晚上11时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还需要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而他自己在救护车上凑合了两三个晚上之后，才住上了军用帐篷。

　　无悔——“搞高原医学就要跟缺氧打交道，没有奉献精神怎么行”

　　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远非想象的那样平坦。

　　从医一辈子，吴天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山、冰川、草地上度过。崎岖的道路险象环生，多次车祸造成肩胛骨、髌骨、肋骨、腓骨、股骨等14处骨折。

　　最严重的一次是到海西经过橡皮山。那天下小雪，司机从柏油路到沙路没有换挡，开太快，一下就从山顶翻到山下。

　　“当时恰好有车经过，我从车里爬出来，身上都是血。山上的人看到我，喊了一声‘还有一个活着’连忙下来把我们抬了上去。那次我左边四根肋骨、肩胛骨、两条腿都断了，髌骨也粉碎性骨折……”

　　1992年，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综合舱。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是高原研究十分关键的设备。

　　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模拟试验低压8000米，谁去？

　　“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是我第一个进舱。”

　　进到舱里，压力一点一点上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操作人员缺乏经验，当大气压从海拔8000米标准开始下降时，降速太快。

　　“突然头疼得厉害，耳鼓膜‘嘣’的一声。我想完了，鼓膜穿孔了，当时什么都听不见了。”

　　1990年，吴天一在国内首次组织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为获取大量人在特高海拔的高山生理学资料，他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的高山生理研究。在强烈的紫外线作用下，两只眼睛都患了白内障，手术治疗植入了人工晶体，一只眼睛视力很差。

　　选择——“青藏高原是我生命的根，青藏高原是我科学的根”

　　1981年，吴天一失散多年的家人通过他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几经周折联系到了他。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1年12月30日，我刚从唐古拉山调研回来，主任说我父母来找我了。从1948年离开后，我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年迈的父母让他前往美国，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也希望他留任工作。

　　吴天一明白，这一去不仅能与家人团聚，也会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自己的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在使命和责任面前，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下。在给父母的回信中，吴天一写道：“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这里是我科研的根，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事业生命的根。”

　　心之所向，就是根之所系。

　　其实，这不是吴天一惟一的选择。

　　“二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不少外地的高校想邀请院士过去。相比我们这儿，对方的条件肯定没得说。可院士没有一次动心。我私底下偷偷问他，他说，小王，青藏高原的人民养育了我，离开这里，我做不了任何事情……”

　　正如王晋所说，吴天一是个执着的人。谁说不是呢。入党这件事，他就坚持了整整26年。入党申请书写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1982年5月正式入党。

　　“26年的考验，26年的期盼，26年的追求。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要把他的一生融合在党的事业里，不断地拼搏、奉献、向前，这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最高的人生价值观。”

　　追求——“珍惜荣誉，再立新功”

　　决定人精神面貌的，从来不是时间长短，而是初心和使命的力量。

　　去年年底，吴天一“靠着一只眼睛整整写了三年”的《吴天一高原医学》终于问世。340万字凝结了他几十年来在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平凡造就伟大，伟大出自平凡。

　　“我代表党中央，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意！”6月29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从人民大会堂传遍大江南北。吴天一，这个从青海走出来的第一位本土院士，成为了青海第一位获得“七一勋章”的共产党员。

　　“当总书记亲手把勋章挂在我胸前的时候，我心潮澎湃。”

　　有了更深沉的爱，才有更磅礴的力。就在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带着心脏起搏器的老人能停下脚步、歇一歇的时候，他的行程早已排满——川藏铁路建设正在推进，这个曾经成为14万“天路大军保护神”的医者，将再次出征……

　　山高水长，高原大地，印着吴天一的足迹。但86岁的他心里还有一团熔岩渴望爆发、渴望奔涌，渴望将这份光与热奉献给祖国。

　　“珍惜荣誉，再立新功。”说完，老人笑着朝实验室走去。骨折处的钢板还在，左腿迈步时稍显吃力。可雷厉风行了一辈子的吴天一怎么会在意这些，不一会儿，白大褂就消失在楼道的拐角处。

　　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无论时空如何变迁，我想，吴天一的这颗心依然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