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表明，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努力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扎实推进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1.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取得的巨大成就

多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以后总体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中国已积累了庞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的态势，但2013年至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仍远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6年中国GDP为11.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4.9%，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如果将实体经济分为核心实体经济（制造业）、主体实体经济（工业、建筑业和第一产业）和全部实体经济（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国民经济）三个口径，到2016年，核心实体经济总量已经达到24.8万亿元人民币、主体实体经济总量达到36.1万亿元人民币、全部实体经济总量更是达到了63.4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至2015年，虽然经济增速趋缓，但核心实体经济年均增速也达8.9%，主体实体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0%、全部实体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4%。从主要实体产品生产能力看，中国主要工农产品产量一直都位列世界前茅，其中粗钢、煤、水泥、化肥等工业品和谷物、肉类、花生、茶叶等农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至2016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由9.8万公里增加到12.4万公里，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由不到1万公里增加到2.2万公里以上，中国公路里程由424万公里增加到47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由9.6万公里增加到13.1万公里，这些指标都位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甚至超过第2位至第10位国家的总和；2013年至201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的比重从2012年的10.4%提高到2016年的11.5%。

各个口径的指标都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综合实力进一步显著增强，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加强。正是在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地位的有力支撑下，中国顺利开展了“一带一路”建设、精准扶贫等重大工作。

2.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

在充分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实体经济又取得新发展成就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伴随实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实体经济发展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日益显现，庞大的实体经济总量与低水平的实体经济质量呈现巨大反差。一方面，实体经济自身存在供需结构的不平衡，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供给尚不充分；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发展不平衡，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支撑服务不充分，整体经济呈现出“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两方面互为因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具体到实体经济核心部分的制造业，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问题为大而不强，呈现出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去产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传统资源加工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还比较高，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还比较低；主要制造行业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附加值较低；产业融合能力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产业技术能力看，“工业四基”能力还有待提升，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生产，一些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新兴技术和产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制高点掌控不足。从产业组织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业几乎没有。虽然从资产规模、销售收入等规模指标看，中国已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但这些企业更多是规模指标占优，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与欧美国家的世界500强存在明显差距。从产品结构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中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居于欧盟、美国通报召回之首。在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有2席。

从虚拟经济与全部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看，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和服务不够。近些年，相比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总体投资回报率较低，一方面是因为实体经济质量不高，另外也有实体经济税收负担重、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原因，还有金融监管机制和资本市场机制不完善、房地产市场缺乏长期有效稳定机制等原因，这都在主观和客观上强化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回报存在的极大反差，进而导致虚拟经济倾向于偏离实体经济，在体内自我循环，造成在货币投放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发展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这表现在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益降低，实体经济主体部分下降最快，2011年至2016年下降了7.4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核心部分占比也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全部实体经济下降了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提升，2011年至2016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占比迅速提高了2.1个百分点，而且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占比都达到8.4%左右。

化解上述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解决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推进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实体经济自身优化升级的需要，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对于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之所以容易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存在上述由实体经济发展不能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引起的效率损失，这是工业化进程中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换过程的“效率鸿沟”。“效率鸿沟”的存在，加大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要跨越这个“效率鸿沟”，避免经济危机，并非易事。世界工业化史表明，许多国家因无法实现这个转换，开始“过早地去工业化”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为数不多的后发国家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实体经济发展质量，从而促进整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此，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实体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3.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

第一，深化工业化进程，推动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的战略转型。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总体已步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正面临着从资本密集型主导向技术密集型主导的转变，加之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竞争高端产业的主导权，因此，无论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大的国际环境，都要求中国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转变。具体而言，高质量工业化必须是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推进高质量工业化，当务之急是通过《中国制造2025》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大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度，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高质量工业化必须是以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为先导推进的可持续工业化，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企业、强化绿色监管等措施，构建现代绿色制造体系，进而推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可持续性。高质量工业化必须是协调、包容的工业化，高质量工业化进程应该能协调各区域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流动，化解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同时还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不断提升。一是要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积极化解产能过剩，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二是以提高制造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制造产品质量为基本目标，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技术创新和全面质量管理，生产出具有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而提升产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能力。只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与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二者有效结合才能制造出更多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创造出更多世界著名品牌，从而提高产品供给质量。三是以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为目标，积极有效处置“僵尸企业”，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在重要的关键制造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的企业。在新一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加速培育自己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三，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一是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政府应更多地把政策重点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做到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实体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切实提高制造业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三是积极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保护知识产权，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的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四是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围绕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事项进行一系列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五是更加重视培育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公平竞争环境，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开放，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六是深化金融和房地产发展的体制机制，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扭转“脱实向虚”趋势，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的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6日 11版）

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